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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
明初開國功臣集團的覆滅，靠的不是一樁一樁的司法審判，而是一組以「謀反」為名、逐年羅織、動輒株連上萬人的政治大獄。胡惟庸死後六年才「發現」他通倭，李善長在胡案十年之後才被追坐，藍玉案株連一萬五千人——這些案子的罪名多半是事後陸續補上的，株連的規模遠遠超過本人的罪。
真正的動因是皇權集中，罪名有沒有反而是其次。至於「替繼承人鋪路」，那是後人由時間相鄰推出的讀法，史料沒有明文（見〈反例與邊界〉〈動因的後半句沒有明文〉）。所以讀明初功臣的「伏誅」記載，不該一案一案追問「他是不是真的謀反」，而該問三件事：這案子落在皇權集中時間線的哪個位置？株連的規模與他個人的罪責相不相稱？罪名是當時就定的，還是死後逐年補的？
這個命題可以被反駁：舉出一樁罪證確鑿、株連極少、又與集權無關的明初功臣案，罪證要有舉兵或通敵的直接實據，這個框架就動搖了。
例證
罪名後補型：胡惟庸
胡惟庸死了以後，他的罪名還在繼續增加（一手史料；罪名後補型；佐證 胡惟庸案）。
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胡惟庸以謀反被誅，然而本傳自己承認「惟庸既死，其反狀猶未盡露」（胡惟庸死了以後，他謀反的實情還沒完全露出來）。通倭（洪武十九年）、通元（二十三年）這些罪名，多半是死後好幾年才陸續補上的。此案「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」（供詞牽連而被處死的有三萬多人）。制度上的產物是廢丞相，大獄與集權在這裡直接接榫。
株連的半徑，連退休在家的帝師都躲不掉（見朱標）。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已經致仕還鄉，只因為孫子宋慎被判為胡黨（《國初事蹟》寫孫子叫宋子衛），就被抄家、上了刑具（《國初事蹟》：「籍家械濂」）。太祖本想殺他，靠馬皇后與太子朱標力爭才免死（《明史·宋濂傳》卷128：「皇后太子力救，乃安置茂州」；《國初事蹟》只寫皇后勸說）。他最後是死在流放路上，還是隔年卒於夔州，《太祖本紀》與《宋濂傳》說法不同，細節見宋濂頁。株連是沿著血緣往外傳導的（孫連到祖），根本不問這個人有沒有參與——受株連的人連「知逆謀不發」（知道謀反不舉報）這種定罪的說法都掛不上，他只是個在家的老儒。
而後來才補上的罪名，被寫進了一部號稱「一字不可改易」的家法（見皇明祖訓）。祖訓〈祖訓首章〉「不征諸夷」條在日本國底下注著「雖朝實詐，暗通奸臣胡惟庸，謀為不軌，故絕之」（表面上來朝貢其實是詐，暗中勾結奸臣胡惟庸圖謀不軌，所以斷絕往來）。祖訓定本成於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距胡惟庸之死十五年、距「通倭」這條罪名被提出（洪武十九年）九年。
罪名一旦寫進祖制文本，就從一樁死後補上的公案，變成了不可翻的祖訓事實。 → 《皇明祖訓》「不征諸夷」條在日本國底下注著「暗通奸臣胡惟庸，謀為不軌，故絕之」。祖訓定本成於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距胡惟庸之死十五年、距「通倭」這條罪名被提出（洪武十九年）九年。 這說明：一條罪名寫進哪裡，決定它日後翻不翻得動。寫在判決書裡還可以重審，寫進「一字不可改易」的家法裡，後代子孫連提都不能提。
追坐株連型：李善長
開國第一功臣李善長，是在胡惟庸死後整整十年才被追坐的（一手史料；追坐株連型）。
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他被誅，全案靠的是他弟弟存義父子在獄中的「詞連」（供詞牽連）與奴僕首告，沒有他本人謀逆的實據。定罪的說法只有「知逆謀不發、狐疑觀望懷兩端」（知道謀反卻不舉報，猶豫觀望兩邊押寶）——就這幾個字，連家口七十幾人一起處死。
正史還記下了當代的質疑：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力辯他冤枉，太祖「得書竟亦不罪」（收到信居然也沒治他的罪），等於默認自己理虧。
逐年羅織、向外株連的機制，在這一則最為赤裸。 → 李善長是胡惟庸死後整整十年才被追坐的，全案靠他弟弟父子在獄中的「詞連」與奴僕首告，定罪的說法只有「知逆謀不發、狐疑觀望懷兩端」，連家口七十幾人一起處死。 這說明：定罪的理由越簡短、離案發時間越遠，這樁案子越可能是先決定要殺誰、再回頭找話說。
翦功型：藍玉
沒有舉兵的實據而族誅，株連一萬五千人（藍玉，一手史料；翦功型；佐證 藍玉案）。
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二月，錦衣衛指揮蔣瓛首告藍玉「將伺帝出耤田舉事」（打算趁皇帝出宮親耕籍田的時候起事），「獄具，族誅之」（案子審定，把他滅族），事後他被列進《逆臣錄》，列名的有「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」（一個公爵、十三個侯爵、兩個伯爵）。
本傳講株連只講了一句「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」（列侯以下被當成同黨而滅族的，多得數不完），沒有數字。 數字要到同年九月才出現，而且是太祖自己給的：「藍賊為亂，謀泄，族誅者萬五千人。自今胡黨、藍黨概赦不問」（藍賊作亂，事情敗露，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人。從今以後胡黨、藍黨一律赦免不追究）——報出死了多少人，跟宣布不再追究，是同一道詔書講的兩句話，也等於親手把胡、藍兩案並列。本傳接著寫「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」（開國功臣與宿將就此相繼死盡）。
首告在二月、結案詔在九月，中間七個月。
一文一武，功臣集團經這兩案清洗殆盡。 →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首告，九月太祖下詔「藍賊為亂，謀泄，族誅者萬五千人。自今胡黨、藍黨概赦不問」——一萬五千這個數字出自這道詔書而非史官，而同一道詔書把案子收了；本傳接著寫「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」。 這說明：兩樁案子隔了十三年，卻被同一道詔書收尾——那不是兩次意外，是一件事分兩次做完：文臣一批、武將一批。
動因型：朱元璋
大獄的節奏，緊貼著皇權集中與繼承安排的節奏（朱元璋，一手史料；動因型）。
朱元璋藉胡惟庸案罷掉中書省、廢除丞相，洪武二十八年再定為「嗣君不許復立丞相」的祖制，大獄與廢相互為表裡。而藍玉案的時機尤其有指向性：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太子朱標病逝、孱弱的皇太孫繼立，隔年就誅殺了最難駕馭、又與太子妃母族聯姻的悍將藍玉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太祖自己承認洪武朝的用刑是法外之刑（見皇明祖訓〈祖訓首章〉首條）：
其中奸頑刁詐之徒，情犯深重、灼然無疑者，特令法外加刑，意在使人知所警懼……然此特權時處置，頓挫奸頑，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。以後子孫做皇帝時，止守律與大誥，並不許用黥刺、腓、劓、閹割之刑。
白話說：那些奸猾刁詐、情節嚴重而證據確鑿的人，我特別下令在法律之外加刑，用意是讓人知道害怕……但這是一時的權宜處置，用來壓制奸頑，不是守成之君該用的常法。以後子孫當皇帝，只依照律與大誥辦事，不許再用刺字、砍腳、割鼻、閹割這些刑罰。
他一面告誡子孫這部祖訓「一字不可改易」，一面明令自己這一朝的做法不得沿用。加害者親筆把明初的嚴刑劃在常法之外。
如果洪武之獄真是尋常司法，何必聲明後世不得援例？ → 太祖在祖訓〈首章〉自己寫：法外加刑是「特權時處置」「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」，並要求子孫「止守律與大誥」，不許再用刺字、砍腳、割鼻、閹割。 這說明：一個人替自己的做法留下「後代不要學」的聲明，等於承認那不是正常的司法。而這句話出自定罪的人自己，比任何後人的批評都硬。
反例與邊界
界外：懲貪大獄
「懲貪大獄」與「翦功大獄」要分開——同樣叫「明初四大案」，目的其實不同。
朱元璋另有郭桓案、空印案，對象是官僚體系，不是開國功臣勳貴。本命題只涵蓋後者（胡、藍的翦除功臣），不涵蓋前者。
這兩案彼此也不完全一樣。郭桓案有「贓七百萬」的數字，是追贓、懲治貪墨。空印案讀到的材料裡沒有追贓，朱元璋疑的是被欺瞞（見 空印案〈結果與影響〉）。所以這一節沿用「懲貪大獄」這個名字，只對郭桓案貼切；空印案放在這裡，只因為它同樣以官僚體系為對象，不在本命題的範圍內。另外「明初四大案」這個合稱，空印案頁沒有在材料裡找到出處：《明史·刑法志二》把空印、郭桓並稱「二獄」，把胡惟庸、藍玉並稱「兩獄」。
把四案一概當成「濫殺」，會抹掉這個目的上的分野。 → 郭桓案、空印案的對象是官僚體系（郭桓案有追贓，空印案讀到的材料沒有），不是開國功臣勳貴；本篇只涵蓋胡、藍那一類翦除功臣的。 這說明：同樣叫「明初四大案」，殺的人不是同一批，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。混為一談就只剩「朱元璋殺很多人」，看不出他在幹什麼。
羅織不等於全屬虛構
「罪名多半是羅織的」不等於「全部是虛構的」。
藍玉的跋扈——強佔民田、驅逐御史、毀壞喜峰關、私納元主的妃子、言語傲慢——本傳記載得很具體，而且有太祖當時「切責」「譙讓」（嚴厲責備）為證，他驕橫難制應該是事實。這與胡惟庸、李善長的謀反罪近乎純粹羅織不同。
本命題主張的是「罪名與株連的規模、動因不相稱」，不是「這些人全都清白無辜」。
跋扈是實，謀反是誣，這兩層要分開看。 → 藍玉強佔民田、驅逐御史、毀壞喜峰關、私納元主的妃子、言語傲慢，本傳記載得很具體，太祖當時也「切責」「譙讓」過。 這說明：替一個人洗刷謀反的罪名，不必連他跋扈也一起否認。一件是真的、一件是誣的，混在一起講反而讓翻案顯得心虛。
政爭致死不等於大獄
政爭致死不等於大獄株連。
劉基（一手史料）晚年疑似被胡惟庸毒殺，正史用一個「云」字存疑帶過。這是個人政爭的疑案，不是以「謀反」名義發動、株連成千上萬的制度性大獄，本命題不涵蓋這一類。
判準有三：是不是以謀反罪名發動、有沒有向外大規模株連、服不服務於集權。 → 劉基晚年疑似被胡惟庸毒殺，正史用一個「云」字存疑帶過——那是個人政爭的疑案，不是以謀反名義發動、株連成千上萬的制度性大獄。 這說明：不是每一樁「皇帝或權臣殺了人」都算本篇說的大獄。三個條件要同時成立，少一個就是別種東西。
界外：廠衛是常設機構
廠衛也在界外，但它標出了本命題的時間邊界（錦衣衛、東廠，一手史料）。
明代最有名的刑獄工具是廠衛，卻不算進本命題，理由是：廠衛是常設機構，不是一樁大獄。它的獄案（例如天啟朝魏忠賢「專以酷虐鉗中外，而廠衛之毒極矣」，專門用殘酷手段箝制朝廷內外，廠衛的毒害到了極點）罪名多半不是「謀反」、不向外株連血親家口，發動的人也常是宦官而不是皇帝。（汪直與魏忠賢兩樁具體的獄案，各用三個判準量過，見〈界外：宦官辦的獄〉。）
真正值得記的，是它與上面「動因型」那則的關係。 朱元璋曾為後世劃過三道線：
- 祖訓明令子孫「止守律與大誥」、不許用肉刑。
- 焚毀錦衣衛刑具，《明史·刑法志三》志末說「蓋示永不復用」（意在表示永遠不再使用）。
- 第三道與前兩道不同型——他替宦官劃的是職掌的界限，不是一紙禁令。祖訓〈內官〉篇所定的司禮監職掌只到冠婚喪祭禮儀、御前勘合、賞賜筆墨，而通篇沒有禁止宦官的條文；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」那塊鐵牌的說法載於《明史·宦官傳》，不是祖訓正文。「通篇沒有」這句話是數過的：全書「內臣」「干政」「預政」三個詞各 0 次，「干預」出現兩次都與宦官無關。（詳皇明祖訓常見誤解一。）
三道線後世全越過了，而越線所憑的骨架，正是他自己留下的。 錦衣衛詔獄「其復用亦自永樂時」（重新啟用也是從永樂年間開始），志文直接寫「成祖違之，卒貽子孫之患」（成祖違背了它，終於留給子孫禍患）；東廠所倚靠的司禮監，就列在祖訓〈內官〉篇的十一監之中（只有批紅與提督東廠不是太祖給的，是祖訓之外累積出來的）。十一這個數字有兩份互證：今傳祖訓原文與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二四一所開的名單十一個監名同名同序；《明史》卷三〇四作「十有二監」（十二個監），那是後起的二十四衙門之數。詳皇明祖訓。
太祖的大獄事情辦完就停（功臣殺盡，獄也止了），他留下的工具骨架卻常設化了，後世於是不必再發動翦功大獄，也能長期監控百官。這讓上面那則多出一層：太祖自承洪武用刑「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」，證據力原本在「出自定讞者之手」；如今更看得出那是一句擋不住的聲明——劃線的人與繞過那條線的工具，同出一部祖訓。
明初大獄與廠衛的分野不在殘酷程度，而在「一時的權宜處置」與「常設的制度」。 → 廠衛的獄案罪名多半不是「謀反」、不向外株連血親家口，發動者也常是宦官而非皇帝；太祖的大獄辦完就停（功臣殺盡，獄也止了），廠衛卻常設下來。 這說明：判斷一套刑獄工具屬於哪一類，不看它殘不殘忍，看它是為了辦完一件事而設，還是打算一直留著。
界外：嘉靖朝兩例
嘉靖朝有兩個界外對照，正好說明上面三個判準有鑑別力（嚴嵩、大禮議，一手史料）。
世宗一朝提供了兩樁「皇帝殺了很多人」卻不算進本命題的近例，而且落點各異。
第一樁是權相構陷，最後一步由皇帝拍板。 嚴嵩兩度扳倒首輔夏言，最後拿「河套事」構陷，把夏言與總督曾銑「俱棄市」（都在鬧市處死）；又羅織罪名冤殺楊繼盛、沈練這些彈劾自己的人。本傳明白寫著「張經、李天寵、王忬之死，嵩皆有力焉」（這三人的死，嚴嵩都出了力）。
這一樁的起頭是權相：嚴嵩代仇鸞草擬奏疏，指控夏言收了曾銑的錢。但最後一步是皇帝自己踩的。夏言案，法司引「八議」裡議貴、議能的條文替他求寬，結果「帝不從，切責茂堅等」（皇帝不答應，嚴厲責備刑部尚書喻茂堅等人）。曾銑案，法司原本擬的是邊將失陷城寨的律條，「帝必欲依正條」（皇帝一定要照「交結近侍」這條律來判）。所以權相是發動的人，皇帝是拍板的人，兩邊都有份。
這一樁仍在界外，但要靠前兩個判準擋掉，不能靠「皇權沒有參與」。罪名是「交結近侍」、收錢牟利這類勾結，不是謀反。牽連的人有，但很少：曾銑案「妻子流二千里」（妻子兒女流放兩千里），夏言的妻子流放廣西，侄子與侄孫削籍為民，每案只到妻子和少數近親，離明初大獄動輒株連上萬差得很遠。第三個判準（服務於集權）要拆成兩半看。
殺夏言、曾銑這兩個人，動機更像轉嫁責任，不像集權。 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五十八記，嚴嵩先「因災異疏陳缺失」（借天象異常上疏數落朝政的缺失）攻擊夏言；後來俺答入套，嚴嵩又說這是「曾銑開邊啓釁所致」（曾銑挑起邊釁造成的）。世宗最後也說「寇以言、銑收河套，故報復至此」（敵人因為夏言、曾銑要收復河套，所以報復到這個地步）。作者谷應泰評這件事是「急殺大臣，以當星變」（急著殺大臣，來頂替天象示警）。這是把邊患與天災的責任推給兩個臣子。它沒有針對一個集團，也沒有留下制度上的後果，結果反而是嚴嵩一個人獨大。
同一天的另一件事才接近集權。 世宗逮曾銑、罷夏言的同一天（正月癸未），把給事中、御史杖於朝廷（《明史》卷十八世宗本紀）。曾銑本傳說理由是「責科道官不言」（責備言官沒有出聲）；紀事本末還記，凡是參與議復套的人，都被奪了俸。這是對整批官員的壓制，形態與左順門相近，只是規模小得多。
所以第三個判準，對殺兩人這件事不成立，對杖言官這件事成立。界外的結論不變。整體上，這一類歸在上一則劉基所論的政爭（權臣傾軋），只是這一次皇帝站在權相那邊，不是以謀反為名發動的制度性大獄。
第二樁是廷杖言事之臣。 大禮議的左順門之役，「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衞獄」（把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下錦衣衛大牢），過了幾天「杖馬理等於廷，死者十有六人」（在朝堂上杖打他們，死了十六個）。規模已經接近大獄，而且確實服務於皇權壓制文官集團——三個判準裡的第三項成立。但罪名不是「謀反」而是「伏闕固爭」（跪在宮門前堅持力爭），受刑的限於言事之臣、不及血親家口，前兩項都不合。
廷杖在明朝是一直在用的刑罰，左順門只是其中一次。《明史》卷95〈刑法三〉說「廷杖之刑，亦自太祖始矣」（廷杖這種刑罰也是從太祖開始的），左順門的五年前，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諫止南巡，「廷杖舒芬、黃鞏等百四十六人，死者十一人」（廷杖舒芬、黃鞏等一百四十六人，死了十一個）。
兩例因此都在界外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順門只差在罪名與株連這兩項——這說明本命題刻畫的不是「皇權的殘酷」這種泛泛的東西，而是「以謀反為名、向外株連」這一個特定形態。
判準若寬到把廷杖也收進來，命題就退化成「明代皇帝常殺人」，失去解釋力。 → 大禮議左順門之役下獄一百三十四人、廷杖死了十六個，規模已接近大獄，也確實服務於皇權壓制文官——但罪名不是「謀反」，受刑的也不及血親家口，三個判準只成立一個。 這說明：判準訂得太寬，命題就會退化成「明代皇帝常殺人」這種誰都同意、卻什麼也解釋不了的話。判準的價值在它擋掉什麼。
界外：天順朝石亨
天順朝有一樁罪名是謀逆、卻仍在界外的案子（石亨、于謙，一手史料）。
奪門之變後，石亨以首功進封忠國公，隔天于謙就被殺了。〈于謙傳〉寫「亨等主其議，嗾言官上之」（石亨等人主持這個提議，唆使言官上奏），徐有貞替他定的罪名是「意欲」謀立外藩，屬於謀逆。英宗猶豫過，最後是他自己決定殺的。此後石亨「數興大獄」：構陷耿九疇、岳正，把楊瑄、張鵬發配戍邊，連一起發動奪門的徐有貞，也被他構陷下錦衣衛獄、謫戍金齒。
三個判準只合第一個。
①罪名是謀逆，第一個成立。
②石亨頁記下的都是一個一個被殺、被戍、被謫的人；于謙頁寫籍沒那天「家無餘貲」（家裡沒有多餘的財產），兩頁都沒有寫向血親家口株連。第二個不合。
③殺于謙是替復辟正名，〈于謙傳〉記徐有貞說「不殺于謙，此舉為無名」，這一層已收在 奪位的正名工程〈清算型〉。之後權力歸到石亨手上，本傳寫「由是大權悉歸亨」（從此大權全歸石亨）；天順三年朝廷反過來議革「奪門」功、「窮治亨黨」（徹底追查石亨的同黨）。本篇的判斷是，這幾樁獄案替石亨攬權，沒有把權力收回皇帝手上，第三個也不合。
所以它跟嘉靖朝夏言、曾銑那一樁是同一類：權臣傾軋，最後一步由皇帝拍板。它補上的是左順門的反面：左順門只合第三個判準，這一樁只合第一個。光有謀反的罪名，還不夠構成本篇說的大獄。
界外：漢武帝巫蠱之禍
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死了好幾萬人，連皇太子都賠進去，卻不算本篇說的大獄（巫蠱之禍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）。
征和二年（前91），武帝懷疑身邊的人用巫蠱詛咒他。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被京師大俠朱安世從獄中告發，賀父子「遂父子死獄中，家族」（於是父子都死在獄中，全家被滅族）。接著江充奉命辦巫蠱案，《漢書》寫「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」（因此獲罪而死的，前後有好幾萬人）。江充最後查到太子宮，太子殺了江充，與丞相劉屈氂在長安交戰五天，兵敗自殺。
用本篇的三個判準逐項看：
①罪名：只合一半。 數萬人的主體是巫蠱獄，罪名是「巫蠱」與「大逆亡道」，不是明初那種「謀反」；那些案子是「民轉相誣以巫蠱」（百姓互相誣告）堆起來的。但案子裡有一個真的舉過兵的人：《武帝紀》寫太子「與皇后謀斬充，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」（與皇后謀劃殺了江充，持符節調兵，與丞相劉屈氂在長安大戰）。明初的功臣案找不到這種實據，這一例有。
②株連：成立。 太子的賓客「嘗出入宮門，皆坐誅」（曾經出入宮門的，都被處死），隨太子發兵的人「以反法族」（依反叛罪滅族），太子的三男一女「皆同時遇害」（全都同時遇害）。
③服務於集權：不成立。 要看辦案的人為什麼這麼辦。《武五子傳》寫江充「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」（擔心皇上駕崩之後被太子誅殺），這是辦案者的自保；武帝那邊，《江充傳》只寫他「疑左右皆為蠱祝詛」（懷疑身邊的人都在用巫蠱詛咒他）。被殺的是公主、皇后、丞相和皇太子，是皇帝自己的家人與宰相，不是一個被清掉的功臣集團。依本頁所據的《漢書》各傳，找不到武帝事先要除掉太子的跡象。
唯一接近集權的是丞相。〈公孫賀傳〉說當時「朝廷多事，督責大臣」（朝廷事務多，對大臣嚴厲督責），李蔡、嚴青翟、趙周三位丞相接連因事被殺。但那是更早的事，不是巫蠱獄的主體。
更能看出差別的是罪名的下場。 上面例證①的胡惟庸，死後六年才被提出的「通倭」，又過九年寫進了祖訓，後世連提都不能提。巫蠱案恰好相反，罪名在武帝在世時就被他自己撤回：「久之，巫蠱事多不信」（過了一段時間，巫蠱的案子多半不再被相信），武帝「知太子惶恐無他意」（知道太子是因為驚慌才起兵，沒有別的心思）；車千秋為太子申冤之後，「族滅江充家」（滅了江充全家），武帝還下詔說「痛士大夫常在心」（士大夫的遭遇常常讓我心痛）。
看到數萬人被株連，先問這場獄是誰的主意：是皇帝為了集權設的局，還是辦案的人為了自保、皇帝又剛好疑心。 → 巫蠱案裡江充怕的是「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」，辦到最後，被查辦的是皇帝自己的皇后與太子；武帝事後說「痛士大夫常在心」，並把江充滅族。 這說明：兩種獄從外面看都是大規模株連，差別在誰得到好處。集權型的獄辦完就停，罪名還要寫進制度留給後代；這一例是辦案者的自保失控，連皇帝都收不了場，最後由皇帝撤回罪名、殺掉辦案的人。
界外：宦官辦的獄
宦官自己發動的獄也在界外，用三個判準逐項量過，沒有一樁完整成立（汪直、魏忠賢、劉瑾，一手史料）。
上面「廠衛是常設機構」那則只把魏忠賢一句帶過，當作機構的例子。這裡改成把三樁具體的獄案拿出來，各量一次。
汪直的楊曄案（成化十三年前後）。 《明史·汪直傳》寫建寧衛指揮楊曄「與父泰為仇家所告」（和父親楊泰被仇家告發），逃進京城，躲在姊夫董璵家。汪直的心腹韋瑛把消息報給他，汪直「即捕曄、璵考訊，三琶之」（馬上逮捕楊曄和董璵拷問，用三琶的酷刑）。楊曄熬不住，亂說錢寄在叔父兵部主事楊士偉那裡，汪直「不復奏請」（不再上奏請旨）就把士偉下獄，連妻兒一起拷打。結果楊曄死在獄中，楊泰判斬，士偉等人貶官，郎中武清、樂章，行人張廷綱，參政劉福等人「皆無故被收案」（都是無緣無故被抓去審）。
①罪名：本傳沒寫，這一項不判斷。 傳裡只說楊曄是被仇家告發，沒有寫定的是什麼罪。「大逆」二字出現在另一處：汪直之後接掌東廠的陳準，對手下校尉說「有大逆，告我。非是，若勿預也」（有謀反大逆的才報給我，不是這種事你們別插手）。可見當時人把「大逆」當成廠該管的界線，但楊曄案有沒有走這條線，本傳沒有說。
②株連：成立一小半。 路徑和胡惟庸案、李善長案一樣，是供詞牽連：楊曄亂供，叔父下獄，再牽出另外幾個官員。但傳裡點得出名字的只有十來人，離明初的一萬五千差了三個數量級。
③服務於集權：要拆成兩半看。 楊曄案本身看不到皇帝的指示，是韋瑛報信、汪直自己動手，還「不復奏請」。西廠這個機構是皇帝設的，起因是憲宗「銳欲知外事」（很想知道宮牆外的事）。但後來汪直對外廷出手的幾件事，形態接近壓制整批官員：商輅等人上疏，他反咬那是司禮監為楊曄報仇，把司禮監的黃賜、陳祖生貶去南京；又讓東廠官校誣奏項忠，把項忠罷為民；一時被劾罷的九卿，有尚書董方、薛遠，侍郎滕昭、程萬里等數十人，他的黨羽王越升了兵部尚書、陳鉞升了巡撫。這些都是汪直在替自己擋彈劾，得利的是他和他的黨羽，皇帝只是一時縱容（「帝眷直不衰」，皇帝對他的寵信沒有減少）。最後把他收掉的也是皇帝：成化十八年罷西廠，十九年降他為奉御。
另有一點補在「廠衛是常設機構」那則：西廠是為汪直一個人設的，在他任內罷了兩次、復設了一次，每一次都由皇帝一道旨意決定。廠不一定常設，也可以是一時的權宜。
魏忠賢的汪文言獄與東林獄（天啟四年至六年）。 起點是給事中傅櫆誣奏中書汪文言，並牽連左光斗、魏大中。汪文言下鎮撫司獄，掌鎮撫劉僑照葉向高的意思，只坐汪文言一人。魏忠賢大怒，削了劉僑的官籍，換上自己人許顯純。後來御史梁夢環再興汪文言獄，汪文言被拷死，許顯純寫的供詞「詞連趙南星、楊漣等二十餘人」（供詞牽連趙南星、楊漣等二十多人），削籍遣戍。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袁化中、顧大章六人被逮，「至牽入熊廷弼案中」（甚至被牽進熊廷弼那一案裡），「掠治死於獄」（拷打死在獄中）。熊廷弼被殺，他的姻親御史吳裕中被杖死，另有尚書李宗延、張問達，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被削籍逐出，「朝署一空」（朝廷各衙門為之一空）。
①罪名：不成立。 本傳寫到的做法是「詞連」和「牽入熊廷弼案中」，沒有一處寫「謀反」。本傳這一段也沒說熊廷弼案的罪名是什麼，我沒有另查。但手法和胡惟庸案、李善長案相同：靠供詞往外牽，再併進另一樁案子。
②株連：成立一小半。 本傳點出的數字是二十餘人削籍遣戍、五十餘人削逐，加上死在獄中的六人，和一個被杖死的姻親。到姻親為止，離一萬五千差了兩個數量級以上。
③服務於集權：不成立，集中的是宦官和他的黨羽的權。 本傳說朝臣爭三案和兩次京察的時候，「忠賢本無預」（魏忠賢本來沒有介入）；是想借他的力量打擊對手的人，「相率歸忠賢，稱義兒」（紛紛投到他門下認作義子），說「東林將害翁」（東林要害您老人家），他才動手。熹宗在傳裡的表現是：楊漣上疏劾魏忠賢，他「懵然不辨」（糊裡糊塗，分不清是非），反而溫言留住魏忠賢。得利的是魏忠賢：「忠賢之黨遍要津矣」（魏忠賢的黨羽遍布要職）。熹宗一死，新帝三個月內就把他安置鳳陽，他在路上自縊，而他死後定了「逆案」，東林一派又被起用。這個方向和胡惟庸案相反：胡案的罪名被寫進祖訓，這裡是辦案的一方被定罪。
劉瑾的匿名書獄（正德三年六月）。（年份本傳只寫「其年夏」，排在二年之後，本紀記三年六月，這裡依本紀，同劉瑾頁。）《明史·劉瑾傳》寫御道上有人貼匿名書，「詆瑾所行事」（攻擊劉瑾的所作所為），劉瑾「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」（假傳聖旨叫百官跪在奉天門下），他自己站在門左責問，到傍晚「收五品以下官盡下獄」（把五品以下的官員全部抓進牢裡）。《武宗本紀》記成「下三百餘人於錦衣衞獄，尋釋之」（三百多人下錦衣衛獄，不久放了）。隔天大學士李東陽出面求情，劉瑾「微聞此書乃內臣所為」（隱約聽說這張匿名書是宦官寫的），才放人，但主事何釴、順天推官周臣、進士陸伸三人已經中暑死了。太監李榮拿冰瓜給群臣吃，被勒令閒住；太監黃偉替群臣說話，被趕到南京。
①罪名：不成立。 兩處都只寫「匿名書」，沒有哪一處寫謀反。這次也沒有供詞，沒有誰被指認，是當場一網打盡。
②株連：成立一小半。 三百餘人約是藍玉案一萬五千的五十分之一，而且隔天就放了，死的三個人是中暑，沒有人被判刑。
③服務於集權：不成立，集中的是劉瑾自己的威風。 發動的是劉瑾，手段是假傳聖旨，傳裡看不到皇帝的指示。抓了人卻找不到寫書的人，最後發覺是宦官自己人，只好放人，還處分了兩位替群臣說話的太監。沒有哪個外朝集團因此被清掉。
另一頭的對照。 劉瑾自己的結局倒是本節唯一寫明「謀反」的案子：《武宗本紀》記「劉瑾以謀反下獄」，本傳記皇帝抄家搜出偽璽、「穿宮牌五百」和甲冑弓弩，說「奴果反」，詔磔於市，「族人、逆黨皆伏誅」，閣臣焦芳以下六十餘人降謫，他改過的政令「悉釐正如舊制」。但這是皇帝處置宦官，不是宦官辦的獄，所以這裡只記一筆，不拿來量三個判準。他是不是真的打算謀反，本傳只列出搜到的東西和京師的傳言，我沒有判斷。
宦官辦的獄，三個判準各成立一小半，因為發動的人和得利的人是宦官自己，不是皇帝。 → 汪直的楊曄案牽連十來人，魏忠賢的汪文言獄詞連二十餘人，劉瑾的匿名書獄下獄三百餘人但隔天就放；三案本傳都沒有寫謀反的罪名，也看不到皇帝要除掉誰；汪直靠皇帝縱容撐了幾年，魏忠賢在熹宗死後三個月就被收，劉瑾則是被同夥一句「不法十七事」拿下。 這說明：手法可以和明初大獄一模一樣（供詞牽連、併入另案），但手法相同，不能證明目的相同。要問的還是誰發動、誰得利。
界外：罪名被換過，不等於為了集權
嚴世蕃的案子最像上面例證①，卻不算本篇的大獄（嚴世蕃，一手史料）。
像的地方是罪名換過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三月，嚴世蕃以通倭、謀反的大逆罪名斬於市。法司原本要用的是冤殺楊繼盛、沈練那兩案，世蕃自己聽了還很高興，說「無恐，獄且解」（別怕，這案子要散了）。徐階看了判詞，說「若是，適所以生之也」（這樣做，恰好是救他活命），理由是兩案「嵩皆巧取上旨」（嚴嵩都是巧妙地取得皇帝旨意才辦的），拿來定罪就是「彰上過」（彰顯皇上的過錯）。他親手把草稿刪掉，換成世蕃占南昌倉地蓋宅第、「制擬王者」（規制比照王侯），以及打算「外投日本」等罪名。《明史》自己承認：「其坐世蕃大逆，則徐階意也」（把世蕃判成大逆之罪，是徐階的主意）。
用三個判準逐項量：
①罪名：成立。 這一次罪名真的是謀反大逆，而且是事後換上去的，不是當時就定的。
②株連：看起來不成立，但本頁沒有查全。 本頁寫到的處分是世蕃斬於市、家產籍沒、嚴嵩革為平民，早先判戍的還有他的兩個兒子和門客羅龍文。規模是一家加一個門客，不像向外株連。其他人的下場，本頁沒有另查。
③服務於集權：不成立。 徐階改罪名的理由，是不讓世宗的錯被攤開。要世蕃死的是法司眾人（「必欲死之」，一定要他死），徐階想的是讓這個案子不傷到皇帝，不是替皇權清掉一個集團。
這一例的用處在三問裡的第三問。 本篇問「罪名是當時就定的，還是事後補的」。胡惟庸案的罪名事後補，指向集權。嚴世蕃案的罪名也是事後換，換的人卻是為了護住皇帝的名聲。同一個形式，兩種動機。
罪名換過，只能證明名目和真因分家，證明不了真因是集權。 → 嚴世蕃以通倭、謀反斬於市，但這個罪名是徐階為了不讓世宗的錯被攤開才換上去的，原本要用的是冤殺楊繼盛、沈練。 這說明：讀到「罪名事後換過」，要再問換的人想護住什麼。想護住的是皇權的集中，才指向本篇的大獄；想護住的是皇帝的名聲，就是另一種事。
動因的後半句沒有明文：替繼承人鋪路
命題原先把動因說成「皇權集中與替繼承人鋪路」，兩半的證據不一樣硬（真反例，只打到後半句，不打倒命題）。
集權那半有明文。《皇明祖訓》〈祖訓首章〉講廢丞相的理由是：「雖有賢相，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，專權亂政」。
繼承人那半找不到。我在本站收的原文裡搜了「皇太孫」「太孫」「駕馭」三個詞，《明太祖實錄》卷180、卷224至229（洪武二十六年），《明史》卷127、卷132、卷308，《國初事蹟》都是 0 次。搜尋本身是通的：「皇太孫」在實錄卷241、242 出現 1 次。史料明寫的理由是別的。實錄卷224、225（ctext 版，兩卷合在一頁）二月的一條記藍玉「專恣暴橫」，也記他對所親說「上疑我矣乃謀反」；卷226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末一條說「功臣多武人不知書，往往恃功驕恣，踰越禮分」，並接著寫朝廷因藍玉家的服舍器用僭侈踰制而編稽制錄。（以上是 ctext 版，無標點，卷226 原為簡體，此處轉繁體。）
太子洪武二十五年薨、藍玉案隔年發，時間相鄰是真的，但相鄰不是史料說的因果，這是 並置被讀成因果 的形狀。藍玉頁已寫成「史家多從時機解此案」，措辭守住了這一點，本篇原文沒有。
時機相鄰，不等於史料說了動機。 → 「皇太孫」「太孫」「駕馭」在實錄卷180、卷224至229與《明史》卷127、卷132、卷308 都是 0 次；實錄明寫的理由是藍玉「專恣暴橫」，廢相的理由是「專權亂政」。 這說明：要說替繼承人鋪路，只能寫成後人的讀法，不能寫成太祖的動機。命題因此只留「皇權集中」當作有明文的動因。
史臣的反駁：卷132贊語拒收「鳥盡弓藏」
《明史》卷132 的贊語（贊語自承，證據力最強的一級）正面反對本篇的動因（真反例，打到「罪名之有無反在其次」，不打倒命題）。贊曰：
「論者每致慨於鳥盡弓藏，謂出於英主之猜謀，殊非通達治體之言也。」
「人主不能廢法而曲全之，亦出於不得已，而非以剪除為私計也。亮祖以下諸人，既昧明哲保身之幾，又違制節謹度之道，駢首就僇，亦其自取焉爾。」
這一則要讀兩層。第一層，它是清修《明史》的史臣在替判決辯護，是後朝修前朝，贊語表達的是官方立場，不是新事實。第二層，它所據的事實（功臣驕恣）本站有底：實錄卷224、225 二月條的「專恣暴橫」，加上本篇自己承認的藍玉跋扈屬實（見〈羅織不等於全屬虛構〉）。所以它打不倒命題，但命題說「罪名有沒有反而是其次」時，要記得正史自己的結論正相反，它把罪名當成主因。
正史的贊語替判決辯護，所以命題只能是一種讀法，不是正史自己的結論。 → 卷132 贊語：「論者每致慨於鳥盡弓藏，謂出於英主之猜謀，殊非通達治體之言也」，又說「而非以剪除為私計也」。 這說明：引用本篇的命題時，要同時知道正史的立場是相反的。這一節是它最強的對手，而這個對手的底氣來自驕恣是真的。
適用範圍：功臣不是全死，「覆滅」只說得準始封者
命題說功臣集團「覆滅」，這句要加限定（適用範圍）。
以《明史》卷105〈功臣世表一〉為母體，洪武朝始封的有 64 人（含追封的常遇春、康茂才）。下面的分布沒有逐人覆核，只抽驗過其中的引文，所以是大約的數字，分類有不確定處：胡案生前被誅約 9、藍案生前被誅約 9、其他個案死或賜死約 10、病卒或戰歿後被追坐約 5、病卒或戰歿無事約 29。傅友德、馮勝、王弼死在藍案之後，傳文沒標「藍黨」，這裡歸在「其他」；若併入藍案，藍案那格會變大。
三條線可以對照原文。
第一，覆滅是真的，但有邊界：《明史》卷130 寫「及洪武末年，諸公、侯且盡，存者惟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」，講的是始封者。
第二，死的不全死在胡藍兩案名下。朱亮祖「與其子府軍衛指揮使暹俱鞭死」（卷132，原文為「俱鞭死」），馮勝「逾二年，賜死」（卷129），罪名都不是謀反。
第三，有第三條路。湯和主動乞退：「願得歸故鄉，為容棺之墟，以待骸骨。」帝大悅（卷126）。命題的二分法（被清洗或被保下）沒有給這一類留位置。
功臣不是全死，死的也不全死在胡藍兩案名下。 → 卷130：「存者惟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」；卷132：朱亮祖「俱鞭死」；卷129：馮勝「逾二年，賜死」；卷126：湯和乞歸，「帝大悅」。 這說明：「覆滅」要說成「始封者大半被國家處死」，其中以謀反為名的大獄只是一部分，另有皇帝個別處置的一部分。命題的射程在胡藍兩案，不是整個功臣集團的下場。
證據力：三個數字與一句「沒有實據」各自多重
幾個關鍵斷言的來源層級不一樣，援引時要分開講（容易誤用）。
「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」只見《明史》卷308〈胡惟庸傳〉一處，是傳文敘述，不是贊語，屬清修。它緊接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事發、家奴盧仲謙等首告之後：「帝發怒，肅清逆黨，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」，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二十三年那一波，不是洪武十三年當時。卷127〈李善長傳〉沒有總數。
「通倭」「通元」「多半是死後補上」是本頁的推論，不是傳文的話。傳文寫「十九年十月，林賢獄成，惟庸通倭事始著」，又寫「逆謀益大著」，用的是「始著」「益大著」，意思是被發覺。傳文還把這兩件事寫成惟庸生前所為，「事皆未發」。支撐「補上」這個推論的，是傳文自承的「其反狀猶未盡露」，加上通倭案發在惟庸死後六年。本頁保留這個推論，讀的時候要記得它是推論。
李善長「沒有他本人謀逆的實據」比傳文滿。傳文收了供詞：「善長驚不許，然頗心動」，又寫他歎曰「吾老矣。吾死，汝等自為之！」。這些是供詞，不是舉兵或通敵的實據，所以準確說法是「只有供詞與首告，沒有本人舉兵或通敵的實據」。另外原文定罪那一段還有一句對本篇有利、頁面卻沒引的話：「會有言星變，其占當移大臣」。王國用上書後「太祖得書，竟亦不罪也」，「不罪」指的是不治上書的王國用，「等於默認自己理虧」是本頁的推論。
引用這些數字，請說明出自哪一卷哪一傳；本頁的推論，引用時也請說明是推論。 → 「三萬餘人」單見卷308，接在二十三年首告之後；通倭用「始著」，李善長傳有「頗心動」的供詞與「會有言星變」一句。 這說明：這幾個斷言的方向沒錯，但把供詞說成沒有、把「被發覺」說成「補上」，都比原文說得滿。
一萬五千的出處
「族誅者萬五千人」這句，出處只到《明史》。它見於《明史》卷132〈藍玉傳〉所引的九月詔：「藍賊為亂，謀泄，族誅者萬五千人。自今胡黨、藍黨概赦不問。」本站的《明太祖實錄》卷229 含七、八、九三個月，沒有這道詔，二月、三至五月的卷224至227 也沒有（容易誤用）。
實錄後來重修過，所以「實錄沒載」不能直接當成實錄否認這道詔。但寫的時候要說成「《明史》記太祖詔中這樣說」，不是「太祖自己給的數字」。
一個數字只有一個出處，就把出處寫進句子裡。 → 一萬五千只見於《明史》〈藍玉傳〉引的九月詔，實錄卷229 沒有這道詔。 這說明：「出自太祖本人」這種說法，證據力比「《明史》記他這麼說」高一級，沒有第二個出處就不能用前者。
祖訓那句講的是肉刑
例證④引〈祖訓首章〉「特令法外加刑」，用來說明「洪武之獄不是尋常司法」。回到原句，限定比例證寫的窄（容易誤用）。
原句是：「其中奸頑刁詐之徒，情犯深重、灼然無疑者，特令法外加刑，意在使人知所警懼」，後面禁的是「黥刺、腓、劓、閹割之刑」。所指是肉刑，對象被說成「灼然無疑者」，不是謀反大獄的受害者。從「法外加刑」到「謀反大獄是法外之獄」還差一步，這一步是本篇的推論，不是祖訓的話。
太祖承認法外用刑，承認的是肉刑，不是承認大獄沒有罪證。 → 〈祖訓首章〉：「情犯深重、灼然無疑者，特令法外加刑」，禁的是「黥刺、腓、劓、閹割之刑」。 這說明：例證④仍然成立「太祖自己劃線，後代不要學」，但「那就等於承認大獄不是正常司法」要降成推論。
界外：稱帝之前的功臣案
頁面自己的推翻條件是：舉出一樁罪證確鑿、株連極少、又與集權無關的明初功臣案（界外對照）。
洪武朝（1368 以後）沒有找到三項全中的案子。最接近的是邵榮案，但它在稱帝之前。《明史》卷1：「秋七月丙辰，平章邵榮、參政趙繼祖謀逆，伏誅。」那是至正二十二年（1362），太祖還是吳國公。實錄卷11 另記伏兵三山門內、當面認罪，且只見趙繼祖一人同誅（這一段沒有回原文核對）。罪證和株連兩項近乎過關，但兩個缺口：時間在洪武之前，算不算「明初」要靠頁面自己劃界；而「與集權無關」是推斷，原文沒給，太祖處死宿將本身就可以讀成權力問題。
另兩例反而支持本篇。謝再興：《明史》卷133〈欒鳳傳〉「再興忿夢庚出己上，鳳復以細故繩之，遂叛，殺鳳」，起因是太祖派人節制他，正是收將權。何真之弟何迪：卷130「真弟迪疑禍及己，遂作亂」，起因是兄長子侄「皆坐藍黨死」，是株連的後果，不是獨立的反例。
推翻條件沒有被滿足，最近的一例在稱帝之前，缺的正是「明初」兩個字。 → 洪武朝查無三項全中的案；邵榮案（1362）罪證與株連近乎過關但在稱帝前，謝再興、何迪兩例的起因都與收權或株連有關。 這說明：命題的推翻條件目前沒有被滿足，但「明初」從哪一年算起，頁面沒有寫，這一點要補。
界外：漢初異姓王
漢初劉邦誅異姓王是 概念頁跨朝代缺口 列給本篇的跨朝代靶。依《史記》讀下來，結果是不能整批當同型旁證，也不能整批當反例（界外對照，並有部分旁證）。
分兩群。有舉兵實據的幾案，株連反而輕；沒舉兵的幾案，夷三族。
英布真起兵，並自供動機：高祖問「何苦而反？」布曰「欲為帝耳。」但導火線是前兩案。楚令尹對滕公說：「往年殺彭越，前年殺韓信，此三人者，同功一體之人也。自疑禍及身，故反耳。」（《史記·黥布列傳》）。韓王信降匈奴，也是被徙封之後：「上以韓信材武，所王北近鞏、洛，南迫宛、葉，東有淮陽，皆天下勁兵處，乃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」（〈韓信盧綰列傳〉）。這是《史記》裡最接近「集權」的明文，由史臣直接寫出。
沒舉兵的兩案罪名更像後補。彭越先被「有司治反形己具，請論如法」，高祖赦為庶人；呂后說：「彭王壯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遺患，不如遂誅之」，於是「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」，夷三族（〈魏豹彭越列傳〉）。韓信則「遂夷信三族」，史臣寫他「知漢王畏惡其能」（〈淮陰侯列傳〉）。
三個判準放上去，第三問（罪名是當時定還是事後補）只有彭越一案成立；動因這一問，沒有人用「集權」二字，最近的是「畏」「疑」「自遺患」。還要加一個結構上的註：漢初的異姓王有封國、有兵，舉兵是國與國的關係，明初功臣是郡縣官僚制下沒有封國的臣子，兩者不宜直接類比。這些案子還多出一種鏈條，是「猜疑先於反」，被猜疑的人恐誅而反，命題的二分法（罪名有沒有、動因是什麼）沒有處理它。
漢初的案子沒有把命題從「明初的觀察」撐成跨朝代的論斷，它加了一條「猜疑先於反」的鏈。 → 英布「自疑禍及身，故反耳」；韓王信徙封的理由是「皆天下勁兵處」；彭越罪名在高祖赦後由呂后補上，「此自遺患」。 這說明：同樣是誅功臣，漢初有的案子罪證確鑿卻與集權脫不開，有的案子沒有罪證而動因寫明是除患。命題要升成跨朝代，得先把這條鏈加進去。本節只讀了《史記》，沒有讀《漢書》，所以「英布沒有夷三族」只能說《史記》沒載。
界外：清·年羹堯與隆科多
雍正清掉自己即位時最倚重的兩個人，罪名也寫了「大逆」，走的卻是一人一案的會審，被牽連的人點得出名字的不到十個（年羹堯、隆科多；一手史料；跨朝代界外對照）。
年羹堯是平定青海的撫遠大將軍，隆科多是康熙去世時本傳寫他「召受顧命」的步軍統領。雍正三年的上諭把兩人並舉：「朕御極之初，隆科多、年羹堯皆寄以心腹，毫無猜防。」（〈隆科多傳〉）同一年兩人一路被削。年羹堯在三年十二月「下議政大臣、三法司、九卿會鞫」，獄辭寫：
「羹堯大逆之罪五，欺罔之罪九，僭越之罪十六，狂悖之罪十三，專擅之罪六，忌刻之罪六，殘忍之罪四，貪黷之罪十八，侵蝕之罪十五，凡九十二款，當大辟，親屬緣坐。」（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九十五）
雍正的上諭接著說：「羹堯謀逆雖實，而事蹟未著，朕念青海之功，不忍加極刑。」（年羹堯謀逆雖然是實，但事跡還沒有顯露；我念他在青海的功勞，不忍處以極刑。）令他在獄中自裁。隆科多五年會審，獄辭四十一款（本紀作「大罪五十」），議為當斬，雍正改為在暢春園外「永遠禁錮」。
拿本篇的三問來量。時間線：兩案都落在雍正即位的頭五年。罪名：「謀逆雖實，而事蹟未著」，定罪的皇帝自己承認沒有事跡，這一點和胡惟庸、李善長很像。規模：對不上。年羹堯一案，本傳與本紀點得出名字的是兒子年富處斬，幕客鄒魯、汪景祺處斬，靜一道人處死，李維鈞「以黨年羹堯逮鞫」，錢名世「投詩年羹堯事發，革去職銜」，胡期恆下獄，一共七個人；其餘十五歲以上的兒子「皆戍極邊」，沒寫人數；父親與哥哥「奪官，免其罪」。隆科多一案是兩個兒子（岳興阿奪官、玉柱發黑龍江）與阿布蘭等幾個人。明初是三萬餘人、萬五千人。
上諭給的理由是兩人「交結專擅」「招權納賄，擅作威福」，還拿康熙朝的明珠、索額圖「結黨行私」來比。把這讀成集權，是我的讀法，上諭沒有用這兩個字。
清掉功臣、連罪名都自承沒有事跡，也可以不靠大獄；清初這兩案是一人一案地審。 → 獄辭「凡九十二款，當大辟，親屬緣坐」，上諭「羹堯謀逆雖實，而事蹟未著」；年羹堯一案點得出名字被牽連的七個人。 這說明：本篇的命題講的是明初的做法，不能推成「翦除功臣必走大獄」。讀到清朝的功臣案，三問照樣可以問，但第二問的答案在這兩案是規模小得多，為什麼雍正不需要大獄，兩頁都沒有寫，本篇不答。兩人的傳同在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九十五，本紀卷九另記；《清世宗實錄》與雍正朝的上諭原件都沒有查。
樣本與來源：測過與沒測過
查得最可靠的一路是明代正史列傳（中文維基文庫版，加上本站收的原文）：這一路的查法先拿一句已知答案的引文試過，找得回來。實錄（ctext 版，有簡體與錯字）與《史記》（維基文庫）兩路沒有這樣試過，所以「該說而沒說」（如〈動因的後半句沒有明文〉）與跨朝代（如〈界外：漢初異姓王〉）兩部分的結果，只能當作沒有驗證過查法的查證。
還沒查的：《逆臣錄》全書（只逐頁讀了約 31 頁書影，且是目視轉錄）、《昭示奸黨錄》（不在本站）、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標薨一條（沒取到）、《御製大誥》三編、《漢書》對應各傳。朱文正、楊憲兩例沒有查到可用的原文。
〈動因的後半句沒有明文〉到〈界外：漢初異姓王〉這幾節的引文，都回原文核過（本站收的原文，或維基文庫），逐字對得上。〈界外：清·年羹堯與隆科多〉的引文也回本站收的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九十五與卷九原文核過；這一節只讀了這兩卷，清朝只有這兩案，談不上跨朝代的檢驗。〈適用範圍〉那份逐人分類、〈界外：稱帝之前的功臣案〉引的實錄卷11，沒有逐項覆核。
本篇測過的是明代正史列傳這一條路；實錄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結果沒有驗證過查法，要當成線索。 → 正史列傳一路的查法試過找得回已知的引文，實錄與《史記》兩路沒試過；《逆臣錄》只逐頁讀了約 31 頁書影，《漢書》對應各傳沒有讀。 這說明：這一篇的命題與反例，可靠的程度只到明代正史列傳為止。換一部史書、換一個朝代，要重測。
以後怎麼用
- 先問三件事：讀明初功臣的「伏誅」記載時，問這案子在皇權集中的時間線上落在哪、株連規模與他個人罪責相不相稱、罪名是當時就定的還是死後逐年補的。三問若都指向集權，「謀反」兩個字的字面就不能直接相信。
- 懲貪大獄與翦功大獄要分開：前者對象是官僚體系（其中空印案讀到的材料沒有追贓），後者對象是勳貴集團。別因為同列「四大案」就混同性質與目的。
- 跋扈是實、謀反是誣，兩層要分開：功臣的驕橫可能屬實，不必為了翻案而否認；但驕橫不等於謀反，株連上萬人更不是一個人跋扈解釋得了的。
- 讀「某機構被廢止」時，要問廢的是哪一半：朱元璋1387 年焚錦衣衛刑具、1393 年再度重申「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」，看起來詔獄已經廢了；但廢掉的是拷訊定獄，偵緝告發那一半從來沒停過——正是 1393 年，錦衣衛指揮蔣瓛首告藍玉謀反，釀成族誅一萬五千人的大獄。而那條線是太祖自己畫的。 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一八〇記他焚刑具時發怒說「鞫者法司事也」（審問本來就是三法司的事），又說「豈令其煆煉耶」（哪是要他們羅織成獄）——他氣的是錦衣衛越權審斷，不是氣它把人抓來。收回去的是定罪權，耳目那一半他一個字沒提。一個機構的「廢」常常是局部的，而留下來的那一半，往往正是皇權真正需要的那一半。
- 遇到正史直寫「謀反伏誅」，主動去找當代的異議記錄：本案的鬆動處，正來自正史自己收錄的王國用鳴冤與「反狀猶未盡露」的自承。這與一手史料的沉默是同一手法——破綻常在正史內部，而這手法已經正面立為命題，見 正史的自我拆穿。
- 大規模株連不等於集權，先問獄是誰的主意，再看罪名後來的下場：漢武帝的巫蠱之禍死了數萬人，動因卻是辦案者的自保加上皇帝的疑心，罪名還在皇帝生前被他自己撤回，見〈界外：漢武帝巫蠱之禍〉。遇到株連很多的案子，先問這場獄是皇帝設的局，還是辦案者為了自保；再看罪名後來是被寫進制度，還是被當朝者自己撤回。前者像本篇的明初大獄，後者不是。
- 手法相同，不等於目的相同：宦官辦的獄（汪直的楊曄案、魏忠賢的汪文言獄）也靠供詞往外牽、併入另一樁案子，和胡惟庸案、李善長案的路子一樣；劉瑾的匿名書獄則連供詞都沒有，是當場全抓。嚴世蕃案的罪名也是事後換的。遇到這種案子，不要因為手法像就套進本篇，先問發動的是誰、換罪名的人想護住什麼、最後得利的是誰。細節見〈界外：宦官辦的獄〉〈界外：罪名被換過，不等於為了集權〉。
- 動因要分開問：集權有明文，繼統沒有：講藍玉案是「替皇太孫鋪路」時，先問這是史料說的，還是由太子薨與案發相隔一年推出來的。本站收的原文查不到前者；實錄明寫的是藍玉「專恣暴橫」。見〈動因的後半句沒有明文〉。
- 清掉功臣不一定走大獄：雍正清年羹堯、隆科多，罪名一樣自承「事蹟未著」，卻是一人一案地審，點得出名字被牽連的不到十人。讀到別的朝代的功臣案，先看它有沒有成串的株連，沒有的話，本篇的命題就不適用，見〈界外：清·年羹堯與隆科多〉。
- 引用數字先寫出處：「三萬餘人」「一萬五千」各只有一個出處（《明史》），後者在實錄裡沒有；引用時把書名卷次寫進句子。見〈證據力〉〈一萬五千的出處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