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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
官修的正史不是鐵板一塊。 它常常在自己書裡留下否認官方說法的痕跡：《明史》寫下胡惟庸「反狀猶未盡露」（謀反的證據還沒完全露出來），卻仍舊把他列進〈姦臣傳〉；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記建文帝已經下葬，同一部書的〈鄭和傳〉卻寫成祖懷疑他逃到海外、派人出海去找。
這類痕跡有五種：自承史源殘缺、自承罪證不足、收錄當代異議、主動拒錄傳說、卷與卷之間語氣不一。
所以要查一個「正史定讞」的斷言，第一個該翻的不是外面的野史，是這部正史自己。這種破綻的證據力特別強，因為它出自定讞者本人，沒辦法辯說是敵方的誣衊。
這個命題可以被反駁：若正史的破綻通常只能從外部史料求得、書裡面渾然無隙，這個框架就動搖了。而本站確實有一個這樣的反例（見〈反例與邊界〉），所以本命題是有條件成立，不是通則。
例證
自承型：建文朝記載成忌諱
建文一朝的記載成了忌諱，而點破這件事的正是《明史》自己（朱允炆、靖難之役，一手史料；自承型）。
卷四贊語直說：「革命而後，紀年復稱洪武，嗣是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，草野傳疑，不無訛謬」（改朝換代之後，年號恢復稱洪武，此後子孫臣民都把記載這一朝當成忌諱，民間流傳的多是疑辭，難免有錯）。
同一卷裡於是既記建文帝「壬申葬之」（壬申日安葬），又記「帝不知所終」「或云由地道出亡」（皇帝下落不明，有人說他從地道逃走了）。官方定調與史臣存疑並存在同一頁上。
這不是後人的推論，是修史的人自己說他的地基是殘缺的。 → 《明史》卷四贊語直說：改朝換代之後「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，草野傳疑，不無訛謬」；同一卷既記建文帝「壬申葬之」，又記「帝不知所終」「或云由地道出亡」。 這說明：這不是後人挑毛病，是修史的人自己在書裡標明「這一段我的材料是壞的」。這種話出自定讞者本人，沒辦法辯說是敵方誣衊。
自承型：胡惟庸罪證後補
正史自己承認罪證不足，人卻仍舊留在〈姦臣傳〉裡（胡惟庸、胡惟庸案，一手史料；自承型）。
本傳寫著「惟庸既死，其反狀猶未盡露」（胡惟庸死了以後，他謀反的實情還沒完全暴露）。而通倭（洪武十九年）、通元（二十三年）這些罪名，多半是在他死後好幾年才陸續補上的。
定罪的那部書自己說出罪證是後補的——判詞與證據的時間對不上，由正史親手留在紙上。 → 《明史·胡惟庸傳》寫著「惟庸既死，其反狀猶未盡露」，而通倭（洪武十九年）、通元（二十三年）這些罪名，是他死後好幾年才陸續補上的。 這說明：定罪的那部書自己承認證據是事後補的。判決在前、證據在後，這個時間差被正史留在了紙上。
自承型：年羹堯
定罪的皇帝在判決的同一道上諭裡，自己說出謀逆沒有事跡（年羹堯，一手史料；自承型）。
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，廷臣議定年羹堯的罪狀九十二款，第一類就是「大逆之罪五」，議為「當大辟，親屬緣坐」。雍正的上諭接著說：
「羹堯謀逆雖實，而事蹟未著，朕念青海之功，不忍加極刑。」（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九十五〈年羹堯傳〉）
（年羹堯謀逆雖然是實，但事跡還沒有顯露；我念他在青海的功勞，不忍處以極刑。）
這和上一則胡惟庸一樣是罪證不足卻定了罪，說話的人不同。胡惟庸那則是史臣在傳裡寫「反狀猶未盡露」，罪名在他死後幾年才陸續補上；這一則是定罪的皇帝本人在判決時說的，九十二款已經列完，罪狀和「事蹟未著」寫在同一道上諭裡。
本紀卷九記同日「廷臣議上年羹堯罪九十二款」與得旨「年羹堯賜死」，沒有「事蹟未著」這幾個字，這句只在本傳。上諭原件與《清世宗實錄》都沒有查。本傳是民國初年清史館修的，所以這一則仍是後朝修前朝，〈未測風險：後朝修前朝〉那個缺口沒有因為這一則補上：話是雍正說的，留不留下這句、留在哪一卷，是清史館決定的。
破綻可以就寫在判決書上：定罪的人一邊定謀逆，一邊說沒有事跡。 → 獄辭「羹堯大逆之罪五……凡九十二款，當大辟，親屬緣坐」；上諭「羹堯謀逆雖實，而事蹟未著」。 這說明：讀一份定讞，不只要找事後的翻案或史臣的存疑，判詞本身也要讀完。這一句出自定罪的人，照本篇命題的說法證據力特別強；但它只在本傳出現，引用時要寫明是〈年羹堯傳〉。
自承型：巫蠱不止江充之辜
《漢書》自己的贊語說，把巫蠱之禍全推給江充一個人，說不通（巫蠱之禍，一手史料；自承型，贊語）。
〈武五子傳〉的正文是一個清楚的因果：江充「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」（擔心皇上駕崩之後被太子誅殺），於是借巫蠱構陷，逼得太子起兵。武帝事後的處置也是這個方向：「族滅江充家」（滅了江充全家），詔書又歸咎「左丞相與貳師」。〈公孫賀傳〉末也寫「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，成於江充」。官方採用的歸因是：禍首是奸臣。
可是同一篇傳的贊語，班固自己把這個歸因推翻了：「巫蠱之禍，豈不哀哉！此不唯一江充之辜，亦有天時，非人力所致焉。」（巫蠱之禍，怎麼能不令人哀傷！這不只是江充一個人的罪過，也有天時，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。）他接著把原因追到武帝一朝：「自是之後，師行三十年，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。及巫蠱事起，京師流血，殭屍數萬，太子子父皆敗。故太子生長於兵，與之終始，何獨一嬖臣哉！」（從那以後，出兵打了三十年，被誅殺、屠滅、夷族而死的人多得數不清。等到巫蠱案發生，京城流血，僵屍數萬，太子父子都敗亡。所以太子是在戰事中出生成長，與戰事相始終，怎麼能只怪一個寵臣！）
按下方「拆穿的形式有強弱」的排序，這屬於贊語自承，是最強的一級。它拆穿的對象又與前面幾則不同：不是史源殘缺（朱允炆），不是罪名後補（胡惟庸），也不是一項國家行為（王振），而是一個歸因：官方把禍事歸給一個人，史臣在贊語裡說原因更大。
這一則要先過〈假陽性：紀傳體視差〉那道分辨。〈武帝紀〉的贊語稱武帝「雄材大略，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」（才幹與謀略雄大，沒有改變文景的恭敬儉約來救濟百姓），而〈武五子傳〉的贊語說他三十年兵事死者「不可勝數」。兩篇贊語放在一起方向不同，但它們各自評的是不同的傳主、不同的事，本頁不把兩篇並列當破綻。本則計入的只有同一篇傳之內：正文把責任放在江充身上，贊語說「何獨一嬖臣」。
史源是班固，東漢人修西漢史，仍是後朝修前朝，不閉〈未測風險：後朝修前朝〉的缺口。
官方把禍事歸給一個人時，去讀史臣的贊語：他可能在那裡說，原因不止此人。 → 〈武五子傳〉正文寫江充「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」而起禍，贊語卻說「此不唯一江充之辜」「何獨一嬖臣哉」，把原因追到武帝三十年的兵事。 這說明：同一篇傳裡，正文按官方的歸因講故事，贊語是史臣說話的地方，可以講出更大的原因。被拆穿的不只是事實，也可以是「誰該負責」這個歸因。
收錄異議型：李善長
「七十七歲、已經是勳臣第一，再幫別人謀反能多得到什麼？」——這句詰問，正史全文收錄（李善長，一手史料；收錄異議型）。
本傳保存了虞部郎中王國用鳴冤的全文。他的算術很簡單：李善長已經是「勳臣第一、生封公死封王、男尚公主」（活著封公、死後封王、兒子娶公主），幫胡惟庸成事也「不過勳臣第一而已」（頂多還是勳臣第一）——何苦拿七十七歲的殘年、一整族的身家，去博一個不可能更高的富貴？
末尾記太祖「得書竟亦不罪」（收到這封信，居然也沒治他的罪）。
正史不只保存了反方的證據，還記下了皇帝理屈的沉默。 → 本傳全文收錄王國用的鳴冤——李善長已經「勳臣第一、生封公死封王、男尚公主」，幫胡惟庸成事也「不過勳臣第一而已」，何苦拿七十七歲的殘年去博一個不可能更高的富貴；末尾記太祖「得書竟亦不罪」。 這說明：正史不只留下反方的話，還留下皇帝答不出來這件事。沒治罪，等於默認對方講得有道理。
正文自敘型：朱厚照應州
同一部實錄，一面說「大捷」，一面寫下斬敵十六人、自己死傷六百多（朱厚照，一手史料；正文自敘型）。
武宗正德十二年的應州之役以「大捷」慶功，而《武宗實錄》自己把它拆了，分兩層。
卷154 記戰事本身，在逐日戰況之後直接寫：「以捷聞于朝。是役也，斬虜首十六級，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，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，乘輿幾陷。」向朝廷報捷；這一仗斬下敵人首級十六個，而我軍陣亡五十二人、重傷五百六十三人，皇帝的車駕差點陷落。同一卷裡梁儲的賀疏還在頌揚「追擒斬數多」（追擊擒斬的數目很多）。
卷158 記班師之後，收了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的辭賞疏，斥責這一仗「殺擄人民難以計數，六軍之眾折損亦多，得失相較實為懸絕」（被殺被擄的百姓數不清，軍隊折損也多，得失一比差得懸殊），又載皇帝自己說所斬的只有「虜首一級」（在榆河斬了一個）。
卷154 的破綻不是「收錄別人的異議」，而是實錄本文自己敘述的數字。而這一則的份量還在史源身分上：明代帝王實錄由下一朝纂修，《武宗實錄》成於世宗嘉靖初年——這是本篇少見的非「後朝修前朝」例證（缺口未全閉，詳見〈反例與邊界〉）。
史官在正文裡直接留下矛盾，比贊語裡的自承更直接。 → 《武宗實錄》卷154 在逐日戰況之後直接寫：「以捷聞于朝。是役也，斬虜首十六級，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，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，乘輿幾陷。」而同一卷梁儲的賀疏還在頌揚「追擒斬數多」。 這說明：這不是收錄別人的異議，是實錄自己敘述的數字。報捷的話與傷亡的數字並排寫在同一卷，讀的人自己就能算出來。
時代接縫型：唐玄武門之變
唐人當成美談記下來的事，在今天的讀者眼中成了鐵證（唐玄武門之變，一手史料；時代接縫型）。這一則有兩層。
第一層是同一卷自己打自己。 《舊唐書》卷六十四前文明明記著李建成「引兵略西河郡，從平長安」、後來「授撫軍大將軍、東討元帥，將兵十萬徇洛陽」（帶兵十萬去攻取洛陽），還擒了劉黑闥；也記李元吉「設伏擊破之，斬首八百級」。而同一卷的後文，卻讓蕭瑀說出「建成、元吉，義旗草創之際，並不預謀；建立已來，又無功德」（起兵的時候他們沒有參與謀劃，建國以來又沒有功勞德行），還讓高祖答了一個「善」字。同一傳裡先寫李世民「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」，隔幾行又寫「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」——九個人要怎麼自衛，那幾百騎又是從哪裡冒出來的。
第二層是本篇前面各則都沒有的：改史這件工程的紀錄，由唐人自己當美談保存了下來。 《貞觀政要》卷七〈文史〉載太宗破例要看國史，諫議大夫朱子奢力諫「所以前代不觀，蓋為此也」（前代皇帝之所以不看，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事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197 記結果只有三個字：「上不從」（皇帝不聽）。房玄齡把國史刪成《高祖實錄》《今上實錄》呈上去，太宗看了「六月四日事，語多微隱」（玄武門那天的記載，用詞多有隱諱），於是以「昔周公誅管、蔡以安周」自比——當年周公誅殺管叔蔡叔是為了安定周室——下令「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」（刪掉浮泛的修飾，照實直寫）。侍中魏徵還贊他「雅合至公之道」（很合乎最公正的原則）。
這一則的份量，在於它繞過了「誰修史」這整個框架。編《貞觀政要》的吳兢是唐人，書的宗旨是為玄宗樹立貞觀典範——他對太宗是有迴護動機的，不是無利害。他記下這件事，正因為他真心認為這是美德：皇帝胸襟開闊到讓史官直寫自己的污點。太宗與吳兢眼中的「至公」，在今天讀者眼中是奪位者親手校準史筆的自白。
所以本篇的內部破綻，除了「立場的接縫」，還有另一個來源：時代的接縫。它不靠後朝優勢，也不靠體例分工（詳見〈反例與邊界〉末條）。
有迴護動機的書寫者，照樣會留下他不認為是破綻的破綻，因為他不覺得那需要藏。 → 編《貞觀政要》的吳兢是唐人、宗旨是為玄宗樹立貞觀典範，對太宗有迴護動機；他卻原原本本記下太宗破例索觀國史、以「周公誅管、蔡」自比、命房玄齡「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」，還讓魏徵贊他「雅合至公之道」。 這說明：吳兢眼中這是美德——皇帝胸襟大到讓史官直寫自己的污點；今天讀者眼中這是奪位者親手校準史筆的自白。同一段文字，隔一千年變成了相反的證據。
罪名替換型：嚴嵩
正史自己寫出：處死一個人所用的罪名，是為了迴避皇帝的過錯而換掉的（嚴嵩，一手史料）。
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嚴世蕃的案子，法司本來打算按他冤殺楊繼盛、沈練來定罪。世蕃聽說了反而高興，說「無恐，獄且解」（不用怕，這案子要散了）。
徐階看破了關竅：楊、沈那兩樁獄案，「嵩皆巧取上旨」（嚴嵩都是巧妙地取得皇帝的旨意才辦的）；若拿這個定世蕃的罪，等於「彰上過」，把世宗的錯攤出來，皇帝一怒之下反而會赦免他。徐階於是「手削其草」（親手把草稿刪了），改按他勾結汪直餘黨、招納亡命之徒、在南昌蓋的宅第「制擬王者」（規制比照王侯）、謀劃「外投日本」等情節，以「通倭謀逆」定大逆之罪。世蕃聽到新罪名，詫異道「死矣」（我死定了），隨即斬於市。
前面幾則拆穿的是定讞可不可靠（罪證後補、異議被收錄、史源殘缺、實際數字與官方定調牴觸）；這一則拆穿的是罪名本身。正史不但沒隱瞞罪名是換來的，還把換的動機（避開君主的過錯）與操作的人（徐階親手刪稿）一併寫出來。
按下方「拆穿的形式有強弱」那一節的排序，這是本傳正文自敘，而且自敘的是司法程序的政治性，證據力應在「收錄異議」之上，與朱厚照應州那則的「正文自敘矛盾」同級。它的史源仍是清修《明史》，沒有補上「後朝修前朝」那個缺口。
處死這個人用的罪名，不是他真正的罪，而是為了迴避君主的過錯另外羅織的。 → 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蕃案，法司本要按他冤殺楊繼盛、沈練定罪，世蕃聽了反而說「無恐，獄且解」；徐階看破那兩樁獄案「嵩皆巧取上旨」，拿它定罪等於「彰上過」，於是「手削其草」，改按通倭謀逆定案。世蕃一聽新罪名就說「死矣」。 這說明：正史沒有隱瞞罪名是換過的，連換的動機（不能讓皇帝的錯攤出來）和動手的人（徐階親自刪稿）都寫了出來。
定讞自相反型：王振
同一部書記下兩道相反的國家定讞：先把他滅族，八年後賜他一座祠堂叫「旌忠」（王振，一手史料）。
土木堡兵敗後，《明史·景帝紀》記正統十四年八月庚午「籍王振家」（抄他的家）、九月甲申「夷王振族」（誅他全族）。八年後，《明史·英宗後紀》記天順元年十月丁酉「賜王振祭葬，立祠曰：『旌忠』」（賜他祭祀安葬、立祠堂並題名「旌忠」）。旌其忠三個字是一道正式的國家定讞，與八年前那道滅族之詔正面相反，而《明史》把兩者並列，不作調和。
緊接著，同一卷的贊語親手把後者拆了：「獨以王振擅權開釁，遂至乘輿播遷。乃復闢而後，猶追念不巳，抑何其感溺之深也。」就因為王振擅權挑起邊釁，才弄到皇帝流落在外；復位之後竟然還在追念他，這是陷得多深啊。
按下方「拆穿的形式有強弱」的排序，這屬於贊語自承（最強的一級），但它拆穿的對象與前面幾則都不同：朱允炆那則自承的是史源殘缺，朱棣贊語不諱的是傳主本人之惡，這一則指向的是一項具體的國家行為（賜祭葬、立祠、賜祠名），而這個行為本身又是對前一道定讞的翻案。所以破綻有兩層：官方立場自相矛盾（滅族→旌忠，正史照錄不調和），加上史臣對後者的斷語。史源仍是清修《明史》，沒有補上「後朝修前朝」的缺口。
被拆穿的不是一樁史事，是本朝皇帝親手發出的一紙褒揚。 → 《明史·景帝紀》記正統十四年「籍王振家」「夷王振族」，八年後《英宗後紀》記天順元年「賜王振祭葬，立祠曰：『旌忠』」；同卷贊語接著說「乃復闢而後，猶追念不巳，抑何其感溺之深也」。 這說明：前面幾則拆穿的是一樁史事或一個罪名，這一則拆穿的是本朝皇帝親手發出的褒揚。而拆它的是同一部書的下一段。
拒錄型：劉基
民間把劉基層層附會成未卜先知的神算，而《明史》贊語直接拒收這些說法（一手史料；拒錄型）。
託名劉基的《燒餅歌》、「一統江山劉伯溫」的諺語流傳極廣。本傳贊語寫「其語近誕……故不錄」（這些說法近乎荒誕，所以不收）——不但不採用，還把不採用的理由講了出來。正史在這裡親手劃清了史實與傳說。
這是反向的自曝：不曝自己的短處，而曝自己的取捨標準。 → 託名劉基的《燒餅歌》流傳極廣，而本傳贊語寫「其語近誕……故不錄」——不但不採用，還把不採用的理由講出來。 這說明：正史通常是被人挑出破綻，這一處是它主動交代自己的取捨。看到「故不錄」三個字，等於拿到史臣的篩選標準。
卷間不一型：毒殺劉基案
毒殺劉基這件事，〈姦臣傳〉直接寫「遂以毒中之」（就下毒害了他），《劉基傳》卻加了一個「云」字存疑（胡惟庸 × 劉基，皆一手史料；卷間不一型）。
《劉基傳》記同一件事只說劉基喝了藥之後「有物積腹中如拳石」（肚子裡積了個像拳頭大的硬塊），末尾寫「並謂其毒基致死云」——「云」是「據說」，一個字就把語氣降了級。太祖當時也沒有拿這件事定罪。
要定人罪的〈姦臣傳〉語氣得實，記述傳主的本傳反而謹慎。
同一部書、同一件事，因為書寫的脈絡不同而輕重有別。 → 〈姦臣傳〉直接寫胡惟庸「遂以毒中之」；而《劉基傳》記同一件事只說他喝藥後「有物積腹中如拳石」，末尾寫「並謂其毒基致死云」——一個「云」字把語氣降了級。 這說明：同一部書對同一件事的輕重，取決於那一卷要做什麼。要定人罪的傳語氣得肯定，記述傳主的本傳反而謹慎。
卷間不一型：建文帝下落
官方定讞是「已經死了並且下葬」，而同一部書的另一卷記著皇帝派人到海外尋訪他（鄭和 × 朱允炆，皆一手史料；卷間不一型）。
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記建文四年六月「壬申，葬建文皇帝」——建文帝已死，這是官方定讞。而《明史·鄭和傳》直接寫出他出使的動機之一是「成祖疑惠帝亡海外，欲蹤跡之」（成祖懷疑建文帝逃到海外，想追查他的下落），朱棣另外還派胡濙暗訪了十幾年。
下葬是官方的定讞，尋訪是官方的行動，而後者由正史自己記了下來。
這一則與上面朱允炆那則拆穿的是同一項定讞，形式卻不同：那則是同一卷內的存疑並列（既寫「壬申葬之」，又寫「帝不知所終」），這則是跨卷的行動與定讞相牴觸。
拆穿一項定讞的未必是異議或存疑字，也可能是同一部書另一卷平鋪直敘的一樁事實——它甚至不必知道自己正在拆穿。 → 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記建文四年「壬申，葬建文皇帝」，而《明史·鄭和傳》直接寫他出使的動機之一是「成祖疑惠帝亡海外，欲蹤跡之」。 這說明：〈鄭和傳〉只是照實記下派他出海的理由，它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否定本紀的定讞。拆穿一項定調的，未必是異議，也可能是另一卷的一樁事實。
機理：正史是多卷多手的集合體
「卷間不一致」這一則指向了機理：正史不是單一意志的產物，而是多卷、多手、多脈絡拼起來的集合體。 正文要承擔敘事、必須順；贊語是史臣說話的地方，可以講出自己的疑慮與取捨。破綻就是從這些接縫裡漏出來的。
同樣的道理見於兩處。朱棣本紀贊語在盛稱功業之後，仍然下了八個字：「革除之際，倒行逆施，慙德亦曷可掩哉」（廢除建文年號那段時間倒行逆施，這份有虧的德行哪裡掩蓋得住）。朱祁鈺傳收錄了憲宗（朱見深）恢復其帝號的制文，直指當初削去帝號是「奸臣貪功，妄興讒構」（奸臣貪圖功勞，胡亂羅織讒言），並說英宗「旋知其枉，每用悔恨」（很快就知道冤枉了他，時常懊悔）——等於在正史裡收錄了對奪門官方定調的推翻。
正史的破綻不在哪個史臣的良心裡，在它的體例裡：多卷、多手、多脈絡，接縫是結構性的。 → 朱棣本紀贊語在盛稱功業之後仍下了「革除之際，倒行逆施，慙德亦曷可掩哉」；朱祁鈺傳收錄了憲宗恢復其帝號的制文，直指當初削帝號是「奸臣貪功，妄興讒構」。 這說明：破綻不是靠某個史官有良心，是體例逼出來的——正文要順，贊語才是史臣說話的地方，多卷多手就必然有接縫。
反例與邊界
沉默處無破綻可撿
沉默的地方沒有破綻可以撿，這是本命題最重要的邊界（多鐸，一手史料）。
《清史稿》對揚州屠城完全沉默：本傳只寫「圍七日，克之」（圍了七天攻下）、「殺明大學士史可法」，通篇沒有「屠城」兩個字，也沒有一句提到平民死傷。清人修清初的歷史，利害切身，於是連可以拆穿的接縫都不存在。
自我拆穿因此是有條件的：條件是史臣與所記的事沒有切身利害（後朝修前朝），或者體例逼得不同立場並存。找不到內部鬆動，只表示這裡無從下手，得轉向被記錄者那一方的史料（那是一手史料的沉默的方法）。
破綻不在，不是清白的證明。 → 《清史稿》多鐸本傳只寫「圍七日，克之」「殺明大學士史可法」，通篇沒有「屠城」兩個字。清人修清初的歷史利害切身，於是連可以拆穿的接縫都不存在。 這說明：翻遍一部書找不到破綻，不代表那裡沒問題，可能只表示這裡下不了手。這時候要改去被記錄的那一方找。
拆穿不等於翻案
拆穿不等於翻案。
《明史》記下了王國用的鳴冤，仍舊把李善長定為謀反；自己承認「反狀猶未盡露」，仍舊把胡惟庸列進〈姦臣傳〉。所以找到內部破綻只證明那項定讞可疑，不等於案子已經翻了。
正史保留異議，但不改判——證據力止於「動搖」，到不了「推翻」。 → 《明史》記下了王國用的鳴冤，仍舊把李善長定為謀反；自己承認「反狀猶未盡露」，仍舊把胡惟庸列進〈姦臣傳〉。 這說明：找到內部破綻只證明那項定讞可疑，案子並沒有被翻。拿它當「已經推翻」用，是把證據力誇大了一級。
拆穿的形式有強弱
拆穿的形式有強弱，不能一概而論。證據力由強到弱是：
- 贊語的自承——最強，史臣自己明講。
- 收錄的異議文字——次之，保存了反方的證據。
- 存疑字（「云」「或曰」）——只是語氣，可能單純是史臣謹慎。
- 卷間不一致——最弱，得比對才看得出來，而且可能出於體例差異而不是有意存疑。
援引時要說明是哪一種，別把一個「云」字的謹慎，誇大成史臣的異議。 → 證據力由強到弱是：贊語的自承、收錄的異議文字、存疑字（云、或曰）、卷間不一致。 這說明：一個「云」字可能只是史臣寫得謹慎，不一定代表他有異議。引用時要講明自己拿到的是哪一級，否則等於把最弱的證據當成最強的用。
假陽性：紀傳體視差
「卷間不一致」有一種假陽性：紀傳體的結構性視差。兩傳說法相反，卻不表示其中一個必定是假的——這時候沒有任何定調被拆穿（石亨，一手史料）。
同一部《明史》記京師保衛戰德勝門之功，兩處說法相反：《于謙傳》寫「德勝之捷，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」（德勝門這一捷，石亨的功勞不超過于謙，卻得了世襲侯爵）；石亨本傳（卷一七三）寫「論功，亨為多，進侯」（論功行賞，石亨的功勞最多，升為侯爵）。兩傳都斬釘截鐵、沒有存疑字，記的事卻正面相反。
這與上面毒殺案那則的「語氣輕重有別」（一卷直書、一卷用「云」存疑）不是同一型。成因是紀傳體以人為單位分頭記事，各傳都以傳主為中心敘功，視差是體例的必然產物。關鍵在「不是其中一個必定為假」：兩傳各自站在傳主的角度都說得通，沒有哪個官方定調被否認。嚴格說這不是拆穿，是視差，所以不列進例證，放在邊界。
援引「卷間不一致」之前先過一道分辨：兩卷的差異是「一卷對另一卷所定的調存疑」（毒殺案，是拆穿），還是「各以傳主為中心的對稱敘事」（本則，是視差）？後者不能計入破綻。這一則同時把上一條「可能出於體例差異而非有意存疑」的保留，從推測坐實為實證。
第二個樣本把這條邊界推出了明代，也推出了「同書兩傳」這個形狀（赤壁之戰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，非例證）。《三國志》的〈武帝紀〉、〈周瑜傳〉、〈先主傳〉對赤壁記載不一，而該頁自己判定「是視差，不是拆穿」——三卷各站傳主視角皆說得通，沒有哪一卷否認另一卷。與石亨那則不同的是它視差橫跨的東西：石亨是同一部《明史》的兩卷，赤壁則橫跨三個政權的書。本條的判準因此不繫於兩卷同不同書，而繫於有沒有哪一卷否認了另一卷所定的調。
第三個樣本把這條邊界推到本紀對列傳（巫蠱之禍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，非例證）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征和三年先記三月「廣利敗，降匈奴」（李廣利兵敗，投降匈奴），再記六月「丞相屈氂下獄要斬」（丞相劉屈氂被下獄腰斬）；〈劉屈氂傳〉卻寫屈氂先被殺，「貳師聞之，降匈奴」（貳師聽說之後，投降匈奴）。先後相反，連投降的緣由也寫得不同（紀作兵敗，傳作聽說妻子被收），兩處都沒有存疑字。可是沒有哪一卷否認另一卷所定的調：本紀按年月編排，列傳按因果敘述，各自說得通。與石亨那則不同的是，這一次是同一部書的本紀對列傳，而且說法的差異落在時序與緣由上，不落在功過上。
第四個樣本落在兩篇志之間，差的是一個機構的設立年份（錦衣衛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，非例證）。《明史》卷95〈刑法三〉寫「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」，與建衛同年；卷76〈職官五〉寫洪武十五年建衛時只設一個「鎮撫司，掌本衛刑名，兼理軍匠」（鎮撫司管本衛的刑名，兼管軍匠），北司要到成祖復置錦衣獄之後，才「尋增北鎮撫司，專治詔獄」（不久增設北鎮撫司，專門辦理詔獄）。同一個機構的設立時間差了三十多年，兩卷都沒有存疑字。錦衣衛頁的讀法是，卷95 從「詔獄由誰理」寫下來，卷76 從「這個衙門怎麼長出來」寫下來，各自說得通，沒有哪一卷否認另一卷。與前三個樣本不同的是，這一次分頭記事的單位是志的題目，不是傳主，也不是本紀的編年。
單一列傳的敘述不是全書的定讞，讀紀傳體必須互見補正。 → 同一部《明史》，《于謙傳》寫德勝門「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」，石亨本傳寫「論功，亨為多，進侯」——兩傳都斬釘截鐵、沒有存疑字，記的事卻正面相反。 這說明：紀傳體以人為單位分頭記事，各傳都以自己的傳主為中心敘功，說法不同是體例的必然結果，不是誰在說謊。這種不一致不能當破綻用。
界外：官方改口與一面之詞
書裡出現反對官方的聲音，不一定是拆穿；要看被反對的官方說法還在不在，另一面有沒有留下文字（巫蠱之禍、司馬遷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）。
〈武五子傳〉與〈田千秋傳〉記了武帝對太子案的改口：「久之，巫蠱事多不信」（過了一段時間，巫蠱的案子多半不再被相信），「知太子惶恐無他意」（知道太子是因為驚慌才起兵，沒有別的心思）。壺關三老茂與車千秋兩份上書都被錄下，車千秋的還被採納，武帝說「此髙廟神靈使公教我」（這是高廟的神靈派你來教我的），並下詔說「痛士大夫常在心」（士大夫的遭遇常常讓我心痛）。這看起來像上面的「收錄異議型」，但兩處不同：
①異議被採納了。 李善長那則，王國用的鳴冤被錄下，太祖「得書竟亦不罪」，卻沒有改判；這裡車千秋的上書讓武帝改了主意，官方立場就此換了。
②沒有一個仍然有效的官方說法留在書裡。 〈劉屈氂傳〉保留的「反將」「反者」，是案發當時的說法，武帝後來自己收回了，書裡並列，沒有哪一方違背另一方。
另一個容易被誤當成「收錄異議」的是〈報任安書〉。班固把司馬遷的整封信放進傳裡，信裡說自己「因為誣上，卒從吏議」（被定為欺騙君上，最後依官吏的判決處理），「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」（一片忠心，始終無法自己申辯清楚）。可是這只有被判者一方的話，判決本身沒有留下文字：《武帝紀》只記李陵降匈奴，沒提司馬遷下獄。只有一面之詞，無從判斷誰動搖了誰，所以不計入。
拆穿要有兩面：一個仍然有效的官方說法，和書裡一段動搖它的文字。 → 巫蠱案裡武帝自己改了口，車千秋的上書被採納，真正動搖歸因的是班固的贊語（見〈自承型：巫蠱不止江充之辜〉）；司馬遷的信只有他一面，《武帝紀》沒有留下判決。 這說明：書裡出現反對的聲音，不一定是拆穿。要先確認那個被反對的官方說法還在不在，另一面有沒有留下文字。
未測風險：後朝修前朝
本篇的例證多半出自清修《明史》與《清史稿》，也就是「後朝修前朝史」——這是最大的未測風險。
明代的正統性焦慮 已經論過：失真的方向會因為「誰修史」而反轉，後朝傾向暴露而不是隱瞞。所以本命題有可能只描述了後朝修史的特性，不是「官修正史」的通則。
朱厚照 應州那一則（《武宗實錄》自己收錄汪玄錫辭賞疏）已經把框架推進到「本朝官修」——同一個王朝內、下一任修前一任的實錄，不再全是後朝。但缺口沒有全閉：《武宗實錄》成於世宗嘉靖朝，纂修的人多半是武宗朝勸諫巡遊的臣子，而世宗以外藩入繼、剛經歷大禮議，對武宗一朝的過失本來就沒有迴護的理由。所以它的自曝仍然可以用「纂修者的立場」來解釋，還沒達到「史臣與所記之事完全無利害」那種純粹的當朝檢驗。真正無利害的例子（史臣本身是當事一方、為自己經歷的朝代作記而仍留下破綻）仍然沒有。
補上唐玄武門之變之後，這個風險有兩條獨立於「誰修史」的反駁，但缺口本身仍未閉。
第一，「卷間不一致」這一類出於體例分工（多卷、多手、多脈絡），與修史者的立場無關。
第二條是玄武門補上的，而且更根本：時代的接縫。編《貞觀政要》的吳兢是唐人，書的宗旨是為玄宗樹立貞觀典範，他對太宗有迴護動機，恰恰不是無利害。然而他仍舊原原本本記下太宗破例索觀國史、以「周公誅管、蔡」自比、命史官「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」——因為在他眼裡這根本不是破綻，而是美德。這反駁的已經不是「後朝才會暴露」，而是更前面一步的預設：破綻未必來自書寫者的立場，也可能來自書寫者與後世讀者在價值判準上的時代落差。
所以本篇說的「內部破綻」至少有三個彼此獨立的來源：立場（後朝優勢）、體例（多卷多手）、時代（判準變遷）。後兩個不會因為「例證全出自後朝修前朝」而失效，命題因此不至於坍縮成「後朝修史的特性」。但純粹的當朝無利害檢驗依然沒有，缺口未閉。
有迴護動機的人，照樣會留下他不覺得需要藏的東西。 → 本篇的例證多半出自清修《明史》與《清史稿》，也就是「後朝修前朝史」；而吳兢那一則證明有迴護動機的當朝人照樣會留下破綻——因為在他眼裡那不是破綻。 這說明：本篇的內部破綻有三個來源：立場（後朝優勢）、體例（多卷多手）、時代（判準變遷）。後兩個不靠「誰修史」，所以命題不會塌成「後朝修史的特性」；但真正無利害的當朝檢驗還是沒有。
以後怎麼用
- 先在書裡找，再往外找：查核「正史定讞」的斷言時，四個該搜的位置是贊語、他卷對同一件事的記載、存疑字（云、或曰、疑）、書中收錄的異議文字。這比往外找反證省力，證據力也更強——出自定讞者自己，沒辦法辯說是敵方誣衊。
- 讀正史先讀贊語：贊語幾乎是正史的後設層。正文得順，贊語才是史臣說話的地方——自陳取捨（劉基「故不錄」）、自陳地基殘缺（朱允炆「以紀載為嫌」）、不諱傳主之惡（朱棣「慙德亦曷可掩哉」）。成本低，收穫大。
- 卷間的語氣差異是脈絡的指紋：發現同一件事在不同卷輕重不一時，先問哪一卷的書寫脈絡帶著立場（指控胡惟庸的〈姦臣傳〉，對照記述劉基的本傳）。若兩卷都沒有存疑字而記事相反，先檢查是不是紀傳體視差（見〈反例與邊界〉的石亨）——視差不是破綻，不能拿來當拆穿。
- 書裡有反對的聲音，先確認兩面是不是都在：被反對的官方說法還有沒有效？反對的那段文字，對面有沒有留下判決或定調？漢武帝巫蠱案裡，武帝自己改了口，司馬遷的信又只有一面，兩者都不算拆穿，見〈界外：官方改口與一面之詞〉。真正動搖歸因的是班固的贊語，見〈自承型：巫蠱不止江充之辜〉。
- 破綻不在，不是清白的證明：正史沒有拆穿自己，不代表那裡的記載為真——多鐸的沉默就是。這時候要改用一手史料的沉默的手法，去被記錄者那一方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