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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
一手史料的價值，不只在它寫了什麼，也在它選擇不寫什麼。 《清史稿》寫多鐸南征只有「圍七日，克之」（圍了七天攻下），揚州屠城兩個字都沒有；《舊唐書》寫玄武門之變只用一句話（漢字七十五個，不計標點），而同一卷寫太宗的戰功用了好幾千字。
讀原文可以避開轉述的失真，卻避不開原文本身的篡改、省略與沉默。所以「一手史料」只表示依據的是原始文本，不表示那個文本可信。
例證
完全沉默：多鐸與揚州屠城
《清史稿》對揚州屠城完全沉默（多鐸）。
本傳記他南征，只寫「圍七日，克之」（圍城七天，攻下了）、「殺明大學士史可法」，通篇沒有「屠城」兩個字，也沒有一句提到平民死傷。屠戮的記載全部出於被屠的那一方——揚州十日記。
勝利者的正史寫「克之」，倖存者的日記寫十日。 → 《清史稿》多鐸本傳只寫「圍七日，克之」「殺明大學士史可法」，通篇沒有「屠城」兩個字；而王秀楚的《揚州十日記》逐日記了那十天。 這說明：同一件事，清方的記錄與活下來的那一方的記錄寫的不是同一個畫面。少了哪一邊，都拼不出這件事。
這個「完全沉默」只對《清史稿》成立，對清方的記錄整體不成立。《清世祖實錄》卷十六收了多鐸的奏報，寫「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」（凡據城抗命的人，一併殺了），卷十七六月祭告祝文又說「惟扬州逆命未服，旋被攻克」。實錄有交代，只是沒有「屠」字、沒有人數、沒有天數。這個婉語是不是刻意，本頁沒有證據分辨；〈反例與邊界〉那兩問的答案不受影響，只是被問的對象要換成清方記錄整體，不能只指《清史稿》。
史源被當事人重修：朱元璋
《明史·太祖本紀》所依據的史料，早就被當事人重修過了（朱元璋）。
它主要依據《太祖實錄》，而這部實錄前後修過三次，前兩本都亡佚了，傳世的只有朱棣主持的第三修本。重修時削去了太祖的過失，也削去了建文舊臣對朱棣的指斥。相傳明末張岱斥它「事皆改竄，罪在重修」。
傳世本出自永樂朝，這一點書裡自己看得到。卷二四一、二四二記的是洪武二十八年，那時朱棣還是燕王，書裡卻有四處管他叫「今上」（當今皇上），如「壬午，冊今上長子高熾為世子」。會這樣叫他的，只能是朱棣在位時修書的人。
修書那一方提不提前一版，要看是哪一種文書。現存本卷首有兩份進呈表：永樂元年那份進呈 183 卷，永樂十六年那份進呈 257 卷。兩份都從朱棣「嗣位之初」（剛即位的時候）下詔修史講起，前一版一個字都不提。可是朱棣下令重修時的敕諭收在《太宗實錄》（朱棣那一朝的實錄。朱棣原廟號太宗，嘉靖年間才改稱成祖，所以這部書不是朱元璋那一朝的《太祖實錄》）裡，講得很白：「比者建文所修實錄，遺逸既多，兼有失實」（先前建文朝修的實錄漏掉很多、又有不實），隔天還點名方孝孺。進呈表是頌聖的文書，只講本朝修得多好；敕諭要交代為什麼重修，就得把前一版拿出來批。
拿被篡改過的東西替自己作證，證據力自然可疑。 → 《明史·太祖本紀》主要依據《太祖實錄》，而這部實錄修過三次、前兩本亡佚，傳世的只有朱棣主持的第三修本；相傳明末張岱斥它「事皆改竄，罪在重修」（出處未見）；現存本卷二四一、二四二記洪武二十八年事，卻有四處稱朱棣為「今上」；卷首兩份進呈表都不提前一版，朱棣下令重修的敕諭卻直接批評建文那一版。 這說明：讀到「這是正史寫的」，要再問一句正史根據什麼寫。底本若被有利害關係的人改過，「正史」兩個字並沒有多給它可信度。
該出現而未出現的人名：永樂大典序
〈御製永樂大典序〉的正文沒有出現任何一位纂修者的名字：解縉沒有，姚廣孝也沒有（永樂大典）。
解縉是初纂本《文獻大成》的總裁，後來下獄死了。只看序文，會以為這部書跟任何一位纂修者都沒有關係。
序文沒有解縉，也沒有姚廣孝；這片沉默涵蓋整個纂修班子，不是單單抹掉了一個人。 → 〈御製永樂大典序〉的正文沒有任何纂修者的名字，解縉、姚廣孝都沒有。 這說明：一份文件漏掉誰，跟它寫了誰一樣有意思，但要先數清楚它到底漏了誰。御製序本來就未必列纂修者姓名，這一處沉默的力道有多大，本篇沒有拿其他御製序比對，不下判斷。
照抄官方版本：朱棣生母
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直接寫朱棣「母孝慈高皇后」，說他生母是馬皇后（朱棣）。
這個說法出自朱棣即位後重修的《太祖實錄》，而他是不是嫡出，正是靖難之役正當性的根基。吳晗根據朝鮮使臣權近《奉使錄》所記的忌日、傅斯年根據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（這部志書已經失傳，今天讀得到的是談遷等人的轉引，見 《南京太常寺志》的明清轉引），都懷疑他是碽妃所生。
正史在這裡只是忠實地承襲了當事人自己的官方版本。 → 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寫朱棣「母孝慈高皇后」，而這說法出自他自己重修的《太祖實錄》；吳晗據權近《奉使錄》、傅斯年據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（已失傳，據談遷等轉引）都懷疑他是碽妃所生。 這說明：正史在這一處並沒有查證，它只是把當事人給的版本抄了下來。「出自正史」不等於「經過核實」。
集體沉默：鄭和下西洋
七下西洋前後二十八年，而《明太宗實錄》兩百七十四卷只有十四則提到，《明宣宗實錄》只有兩則；《明太宗寶訓》《明仁宗寶訓》《明宣宗寶訓》與《歷代君鑑》則一句都沒有，《五倫書》的〈君道〉篇也沒有（許振興只查了這一篇）。
不能用「史料不足」來解釋——成化年間兵部的庫房裡都還存著「鄭和出使水程」的檔案。
沉默的動機可以定位到一份具體的文本：朱棣是援引皇明祖訓靖難才得的天下，所以必須處處標榜「法祖」，而祖訓「不征諸夷」的訓令，無法為一支以武力為後盾的遠航背書（許振興〈《皇明祖訓》與鄭和下西洋〉）。一樁盛事之所以不被書寫，不是因為它不重要，而是因為它沒辦法被塞進書寫者必須維持的那套正當性敘事裡。
（這是本站第一個「沉默的動機可以定位到具體文本」的案例，但不是唯一一個：唐玄武門之變那一則的動機更硬——出自奪位者本人之口，不像這一則要靠學者推證。）
下西洋在祖訓裡沒有位置，於是在實錄裡也沒有位置。 → 七下西洋前後二十八年，《明太宗實錄》兩百七十四卷只有十四則提到，三部寶訓與《歷代君鑑》一句都沒有，《五倫書》的〈君道〉篇也沒有——而成化年間兵部庫房裡都還存著「鄭和出使水程」的檔案，不是沒有材料。 這說明：一樁盛事不被寫，未必是不重要，而是它塞不進書寫者必須維持的那套說法裡。朱棣靠「法祖」得天下，而祖訓寫著「不征諸夷」。
篇幅不對稱：唐玄武門之變
不是不寫，而是只寫一句、七十五個漢字——篇幅的不對稱本身就是一種修辭（唐玄武門之變）。
《舊唐書·太宗本紀》記玄武門之變，全文只有這幾句（「……」處省略了十個人名，原文共列十二人；從「九年」到「立為皇太子」共七十五個漢字）：「九年，皇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謀害太宗。六月四日，太宗率長孫無忌、尉遲敬德……等於玄武門誅之。甲子，立為皇太子。」
射殺親兄、追殺親弟、尉遲敬德披甲持矛闖進宮逼父親交出兵權、建成元吉的兒子十個人同一天坐誅並開除宗籍——一個字都沒有。而同一卷把太宗在霍邑、東都（洛陽）一帶的戰事鋪陳了好幾千字。
這與多鐸的完全沉默是兩種手法：完全沉默留下一片空白，反而顯眼；這裡是寫了，而且用「謀害」與「誅」兩個定性詞，把整樁事包成一個看起來很完整的句子。
按本篇〈反例與邊界〉首條的兩問，這裡兩個答案都齊：資訊當時可得（同一樁事《資治通鑑》寫得出好幾千字，取材還及得上唐代諸家史料），書寫者有切身利害（它的史源就是太宗親自校準過的唐國史）。
而這一則的沉默動機不必推證，有明文為憑。《資治通鑑》卷197 與《貞觀政要》卷七各載了這件事，兩本的寫法不同。《通鑑》：太宗破例要看國史（諫議大夫朱子奢力諫「所以前代不觀，蓋為此也」，《通鑑》記結果只有三個字「上不從」），房玄齡等人刪定出《高祖實錄》《今上實錄》，太宗看到書裡六月四日那一段，《通鑑》的敘述是「語多微隱」（用詞多有隱諱；這是《通鑑》的話，不是實錄裡寫的字），於是以「昔周公誅管、蔡以安周」自比，「即命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」（隨即下令刪掉浮泛的修飾，照實直寫）。《貞觀政要》：是太宗與褚遂良、劉洎、房齡（即房玄齡）的幾段對答，沒有朱子奢，也沒有「上不從」；太宗見六月四日事「語多微文」（用詞多有隱晦），說「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」（應當立刻刪掉浮泛的修飾，照實直寫），侍中魏徵隨後進言。兩本都記了「周公誅管蔡」的比附與刪削浮詞的指示，人物與細節不同，本頁只取兩本相同的部分當作動機的明文。「周公誅管蔡」正是那七十五個字的成品規格。 比起鄭和那一則的動機要靠學者從《皇明祖訓》推證，這一則是奪位者本人說出口、還被官修史書自己保存下來的。
不留空白的沉默更難察覺，因為沒有缺口可以指。 → 《舊唐書·太宗本紀》記玄武門只用一句話、七十五個漢字，還用「謀害」與「誅」兩個定性詞把整件事包成一個完整的句子；而同一卷寫太宗的戰功用了好幾千字。 這說明：留白會讓人起疑，寫得簡短又完整反而不會。所以最難發現的不是空白，是一段看起來已經交代完了的話。
篇幅不對稱：赤壁之戰
敗仗二十二個字，勝仗動輒數百字——同一卷、同一支筆（赤壁之戰，一手史料；本篇第一個非明清、非唐的例證）。
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記赤壁，全文是：「公至赤壁，與備戰，不利。於是大疫，吏士多死者，乃引軍還。」曹操到了赤壁，與劉備交戰不利；接著爆發大疫，官兵死了很多，於是撤軍回去。二十二個字（不計標點），火攻一個字都沒提，而擊敗他的人只寫了一個「備」。
「偏薄」不是印象，是數過的（就本卷陳壽正文、剔除裴注，只算漢字）：赤壁 22 字；同一卷裡，官渡之戰初期的白馬、延津那一段 321 字，邀擊運糧車到擊破袁紹那一段 304 字，潼關破馬超那一段 599 字，北征烏丸那一段 388 字，赤壁的 22 字不到其中任何一段的十分之一。而且周瑜、黃蓋這兩個名字在《武帝紀》全卷（連裴注）出現次數都是零——不是簡略，是換人：把「他敗給誰」這件事，換成了另一個人。
按本篇的兩問，這裡兩個答案也都齊：資訊當時可得——同一部書的《周瑜傳》《吳主傳》詳記黃蓋詐降、風向、火烈船進，陳壽並不是不知道；書寫者有切身利害——晉承魏統，陳壽是在為本朝的先世作紀。
它與唐玄武門之變那七十五個字同型而不同位：玄武門是勝利者替自己的奪位定調，把弒兄殺弟包進「謀害」與「誅」兩個定性詞；這裡是失敗者一方的正史處理自己的敗仗，手法不是定性，而是縮尺與換人。兩則合起來，這一型就不再只是「奪位者的修辭」——篇幅的不對稱，勝敗兩側都會用。
還有一道必要的分辨。 本紀是編年綱要，詳細戰況本來就該在列傳；如果《武帝紀》通篇都簡，赤壁 22 字就不構成沉默，只是體例。這一則之所以成立，全繫於那組同卷內部的數字——官渡、潼關那幾段各數百字證明了這支筆並不是一律從簡。跨卷的詳略則是紀傳體的結構性視差（見 正史的自我拆穿〈假陽性：紀傳體視差〉），赤壁一役在魏、蜀、吳三書的差異正屬於那一類，本頁不拿它當破綻。
「不對稱」必須用同一卷內的落差來證明，不能用跨卷的詳略來證明。 → 《武帝紀》同卷實測（陳壽正文）：官渡的兩個段落各 321、304 字，潼關破馬超 599 字，而赤壁 22 字。正因為官渡那麼詳細，才證明這支筆不是一律從簡。 這說明：說某件事「寫得太少」，得先證明同一個作者寫別的事並不少。跨書、跨卷的詳略差異多半是體例造成的，不能當破綻。
反例與邊界
沉默未必是隱瞞
沉默未必是隱瞞。
《明史·史可法傳》不記他的生年與卒歲，不是有意避諱，是史臣根本查不到。「不寫」與「寫不出來」要分開：前者是選擇，後者是限制。
判準是兩個問句：該資訊當時拿得到嗎？書寫者跟這件事有沒有利害關係？ → 《明史·史可法傳》不記他的生年與卒歲，不是避諱，是史臣查不到。 這說明：不是每一處空白都有鬼。要判斷就問那兩句：當時的人拿不拿得到這個資訊？寫的人有沒有理由隱瞞？
一手史料仍優於轉述
一手史料仍然優於轉述。
本篇的意思不是「原文不可信，所以不必讀」，恰恰相反。只讀二手，連沉默都看不見——沒有人會去轉述一段不存在的文字。
唯有讀了原文，才發現得了它的沉默。 → 沒有人會去轉述一段不存在的文字。 這說明：二手材料只會傳遞原書寫了什麼，不會告訴你原書漏了什麼。要看見沉默，只能自己打開原書。
並非所有記載都可疑
不是所有正史記載都可疑。
《清史稿》直接寫多鐸「以痘薨，年三十六」（因天花去世，三十六歲），明確而且沒有異說；《明史·仁宗本紀》記「崩於欽安殿，年四十有八」，不寫病因，也沒有多加「無疾」兩個字。可疑的是牽涉到書寫者利害的那些部分。
同一部書，寫得清楚的地方非常清楚。 → 《清史稿》直接寫多鐸「以痘薨，年三十六」，明確而無異說；《明史·仁宗本紀》記「崩於欽安殿，年四十有八」，不寫病因，也沒有多加「無疾」兩個字。 這說明：同一部書不是通篇可疑。該提高警覺的是牽涉到書寫者利害的段落，其餘的照樣可以信。
不書病因不構成可疑
「不寫病因」這件事本身不構成可疑，判準仍然是那兩個問句（朱祁鈺、朱高熾，一手史料）。
上一則拿《明史·仁宗本紀》不寫病因當作「寫得清楚的地方非常清楚」的例子。可是同樣不寫病因的《明史·景帝紀》，可疑程度卻高得多——它只記「不豫」（身體不適）、「二月癸丑，薨於西宮，年三十」。
差別不在寫法，在那兩問：資訊當時拿得到嗎（景帝死在宮中，內廷必定知道；何況他當時病本來漸漸好轉、又正值壯年，猝死這件事本身就需要解釋）、書寫者有沒有利害（他死後緊接著英宗朱祁鎮復辟，而《英宗實錄》成於英宗一朝）。別的書也沒有沉默：陸釴《病逸漫記》記「宦者蔣安以帛勒死」（宦官蔣安拿布帛勒死了他），《明史紀事本末》谷應泰的史論用「燭影斧聲，不無疑案」暗指他死得不尋常。
兩則並看，仁宗案第一問答「是」（仁宗死在欽安殿，內廷必定知道），第二問答「否」（《明史》是清人修的，對一位明代皇帝的死沒有迴護的利害；別的書在死因上也沒有異說，〈李時勉傳〉只並置「其夕，帝崩」）；景帝案兩問都是是。仁宗案因此落在〈兩問的第三格：體例不收〉：一問是、一問否，空白的原因在體例。
本站三部本紀可以對。成祖：「己丑，次蒼崖戍，不豫。庚寅，至榆木川，大漸……辛卯，崩，年六十有五」。宣宗：「十二月甲子，帝不豫……甲戌，大漸……乙亥，崩於乾清宮，年三十有八」。仁宗：「庚辰，帝不豫……辛巳，大漸……是日，崩於欽安殿，年四十有八」。句型完全一樣：不豫、大漸、崩、享年，沒有病因。景帝紀同樣只有「不豫」與「薨於西宮，年三十」，也不寫病因。所以「不寫病因」這四個字是《明史》本紀寫皇帝之死的通例，不是仁宗獨有，也不是景帝獨有。
光看這四個字，兩案在紙面上長得一模一樣，這正是不能靠「有沒有寫」定可疑、必須回到兩問的理由。分開兩案的是第二問的答案，以及景帝另有別的書記下不同的死法。
沉默可不可疑，不看它沉默了什麼，看那兩問的答案。 → 《明史·景帝紀》同樣不寫病因，可疑程度卻高得多：景帝死在宮中、內廷必定知道，病本來漸漸好轉又正值壯年，而他死後緊接著英宗復辟、《英宗實錄》成於英宗一朝；別的書也沒沉默——陸釴《病逸漫記》記「宦者蔣安以帛勒死」。 這說明：仁宗與景帝在紙面上都是「不寫病因」四個字，長得一模一樣，而這四個字是《明史》本紀寫皇帝之死的通例。分開它們的不是寫法，是第二問的答案，以及景帝另有別的書記下不同的死法。
最像隱瞞卻是寫不出來：王振
最像隱瞞的那一種沉默，兩問一過卻是「寫不出來」（王振，一手史料）。
《明史·英宗前紀》記土木堡潰敗「師潰，死者數十萬」，並且一個一個列出隨駕死難的張輔、鄺埜、曹鼐等公侯尚書學士十幾人——名單裡獨獨沒有王振；《明史·景帝紀》也只記他死後的抄家、滅族。
而他本人的傳裡，正史給了五個字。 《明史》卷304〈宦官一·王振傳〉：「帝蒙塵，振乃為亂兵所殺」——一個沒有主詞的亂兵。（別把〈英宗前紀〉的沉默當成整部《明史》的沉默：王振傳其實寫了。）
所以這一則反而更硬，不是更軟。 官修不是留白，是給了一個含糊到不能再含糊的交代——潰陣之中誰也說不清，於是寫「亂兵」。一句寫不出細節、卻又不能不寫的話，長得就是這個樣子。這比一片空白更貼合本則的判定：不是不敢寫，是寫不出來。
可是按那兩問，兩個答案都是否：資訊當時未必拿得到（他死在幾十萬人的潰陣之中，不是死在宮裡）、書寫者沒有迴護的理由（清人修《明史》，對一個明代權宦的死毫無利害；真知道詳情，寫出來只會增加他的惡名）。所以這屬於「寫不出來」，不是「不寫」。
它與多鐸那則表面同形而判準相反，正好可以校準本篇最容易被誤用的地方：兩者都是「正史對一樁大事一個字都沒有」，然而多鐸案兩問都是是（屠城當時人盡皆知，清人修清初史利害切身），王振案兩問都是否。
附帶一個本篇原本沒涉及的後果：空白會被填滿。「護衛將軍樊忠奮錘椎殺王振」流傳極廣（「錘椎」是今日通行的寫法，本站沒有任何載體可以拿來比對，一律讀作背景描述而非斷言——說明見 王振〈樊忠椎殺說的溯源〉），後世替正史補上了一個「惡有惡報」的收束（見層累造成的細節）。沉默不只可能被誤讀成隱瞞，它還會招來層累。
那個填充物的出處已經溯到了，而它改變了本則的份量。 說法出自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二十九〈王振用事〉（谷應泰，1658）：「護衛將軍樊忠者，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」（樊忠從皇帝身邊，拿手上的棍子把王振打死），同卷史論還採信了它（紀事本末原文作「棰捶」，此點可逐字覆核；至於今日通行的「錘椎」，本站無載體可比對，說明見 王振〈樊忠椎殺說的溯源〉）。關鍵在年代：《明史》修於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距此已經八十一年——修纂者面對的不是一片空白，是一個已經流傳而且被採信的說法，而他們選擇不採。所以第一問不能只用「資訊當時未必可得」來答，要答得更精確：不是拿不到，是那個說法只出自私修史書，官修因而不取。這不推翻「寫不出來」的判定，反而給了它一個更硬的理由。
後來這個出處又往前推了，要改的是「八十一年」與「唯一」兩處：該說的出處又往前推了——何喬遠《名山藏》卷95（17 世紀前期）已記此事，早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數十年，且沒有「或云」（詳 王振〈樊忠椎殺說的溯源〉 與 《名山藏》卷95〈宦者雜記〉）。故「唯一的來源」要改成「三部私修史書」，年差要改成「一百餘年」。判定不變，理由更硬：官修面對的不是一個孤零零的晚出說法，是一個流傳了一百多年、有三部私修採錄的說法——而它仍舊寫了「為亂兵所殺」。
溯到更早一層之後，那個理由要再換一句話說。 談遷《國榷》（中華書局張宗祥校點本卷二十七）寫的是「或云護衛將士安州樊忠以所持瓜捶死振」——他明說了自己不確定，而谷應泰的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沒有那兩個字。該說的層累機制詳 層累造成的細節〈刪限定語型〉。
土木當月的實錄讀到之後，第一問可以答得更準。 《明英宗實錄》卷一百八十一（正統十四年八月）通卷沒有「樊忠」，而八月庚午那條（土木之敗後第八天）記午門廷議，末尾說「複恐此賊潛匿偷生，乞令諸司緝捕得獲」（就怕這賊躲起來偷生，請下令各衙門緝捕）——敗後八天，滿朝文武還不確定王振是死是活。這替「資訊當時未必可得」補上了一個當代的正面證據：不是後人推想潰陣中沒人看清，是當時的朝廷自己就不知道。（同卷壬戌那條寫「中官惟喜寧隨行，振等皆死」，與庚午條不矛盾——前者是天順年間修纂時的追記，後者是當天奏疏的原話，「振等皆死」是後見之明。）
兩樁沉默在紙面上長得一模一樣，分開它們的從來不是沉默的份量，而是那兩問。 → 《明史·英宗前紀》逐一列出土木死難的十幾位公侯尚書，獨獨沒有王振；而〈宦官一·王振傳〉寫的是「振乃為亂兵所殺」——一個沒有主詞的亂兵。土木敗後八天，午門廷議還說「複恐此賊潛匿偷生，乞令諸司緝捕得獲」。 這說明：王振案兩問都是否（潰陣中資訊未必可得、清人對明代權宦無迴護之由），多鐸案兩問都是是。表面上都是「正史沒寫」，判定卻相反。
兩問的第三格：體例不收
兩問一是一否而仍然沉默，答案在體例——那兩問其實有四格，先前只論了對角線（朱見濟、朱見深，一手史料）。
《明史·景帝紀》與《明史紀事本末》都不記皇太子朱見濟的生年與享年。而他是朱祁鈺的獨子、景泰三年立為皇太子：生年宮中必然知道（資訊可得），清人修明史對一個早夭的皇子也沒有迴護的理由（無利害）——兩問一是一否，落在首條沒論到的那一格。
答案既不在隱瞞，也不在拿不到，而在體例：《明史》根本不設「生年」這一項，連皇帝都不記。朱見深（憲宗）本紀只寫崩年與「年四十有一」，他的生年是後人由享年回推的，朱厚照、朱高熾 也一樣。本站 born 有值的多半就是這樣推出來的，而 born 空的九篇（也先、曹吉祥、袁彬、徐有貞、朱見濟、王振、石亨、胡惟庸、藍玉）的共同點不是身分卑微，是連享年都沒被記下、無從回推。
仁宗不寫病因也落在這一格，見〈不書病因不構成可疑〉：成祖、宣宗、仁宗三部本紀寫皇帝之死用的是同一個句型。
問「為什麼不寫」之前，先問「這部書寫不寫這一類東西」——體例的空缺不是沉默，它連缺席都算不上。 → 《明史》根本不設「生年」這一項，連皇帝都不記——朱見深本紀只寫崩年與「年四十有一」，他的生年是後人由享年回推的。 這說明：一開始以為那九篇人物頁生年空白是因為身分卑微，查下去才發現是體例根本沒這一欄。要分辨「刻意不寫」與「本來就不寫這一類」，去查階序最上層的那個樣本有沒有例外。
一卷沒寫不等於全書沒寫：武帝紀
《漢書·武帝紀》沒寫的幾件大事，同一部書的列傳裡都有，沉默的單位是整部書，不是一卷（劉徹、巫蠱之禍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）。
本紀記到太子起兵，只有「八月辛亥，太子自殺于湖」（八月辛亥日，太子在湖縣自殺）；之後沒有太子平反，沒有車千秋拜相，沒有思子宮。本頁所據的本紀維基文庫版，「千秋」「思子」兩個詞一次都沒有。武帝臨終的託孤也沒有：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只出現在後元元年討伐莽何羅那一件事裡。只讀本紀，很容易覺得班固對這一段閉口。
可是這些事都在同一部《漢書》的列傳裡。〈武五子傳〉記了「久之，巫蠱事多不信」（過了一段時間，巫蠱的案子多半不再被相信）和思子宮；〈田千秋傳〉記了車千秋拜相，以及「並受遺詔，輔道少主」（一同接受遺詔，輔佐年幼的君主）。司馬遷下獄也一樣：本紀只記李陵降匈奴，傳裡有他的整封信。
另有一個體例的事實可以核對：本頁所據的本紀維基文庫版，「丞相」出現 15 次，沒有任何一處記丞相的任命，只記奏、請、薨、免、下獄死、大戰。所以車千秋拜相不進本紀，是這部本紀的一貫寫法。至於平反為什麼不進本紀，原文沒有說，本頁不判斷。可以確定的只有一件事：這部書沒有沉默。
說一部書沉默之前，先翻完它的列傳：本紀沒寫，不代表這部書沒寫。 → 《武帝紀》沒有車千秋、思子宮，也沒有託孤；〈武五子傳〉記了「久之，巫蠱事多不信」與思子宮，〈田千秋傳〉記了拜相與「並受遺詔」。 這說明：本紀沒收的，不代表整部書沒收。要判斷一部書有沒有沉默，單位是整部書，不是其中一卷；這與赤壁那則「跨卷詳略是體例」是同一條邊界，只是這次「沒寫」的是事，不是篇幅。
兩問答不出來：孝武本紀
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只寫武帝求神與封禪，他最有名的戰事與晚年大案一個字不提，但本頁答不出它算不算沉默（司馬遷、劉徹，一手史料；未測的缺口）。
事實先講。本頁所據的〈孝武本紀〉維基文庫版，「衛青」「霍去病」「李陵」「巫蠱」一次都沒有出現，「匈奴」只出現一次（「詛匈奴、大宛」，用法術詛咒匈奴、大宛）。全卷寫的是李少君、少翁、欒大、公孫卿這些方士，以及封禪、立泰畤、太初改曆。同一個武帝，《漢書·武帝紀》裡「匈奴」出現 29 次。
按本篇的兩問：第一問答得出來，資訊當時拿得到：司馬遷與武帝同時，傳文說他出使過西南，後來做太史令與中書令。第二問答不出來：若這一卷出自司馬遷，他寫的是在世的皇帝，利害切身；但有兩個疑點。第一，自序的篇目把第十二篇叫〈今上本紀〉，今本卷十二叫〈孝武本紀〉，「孝武」是死後才有的諡號，所以今本篇名至少不是司馬遷當時的寫法。第二，班固在傳末說「而十篇缺，有錄無書」（有十篇缺失，只有目錄而沒有正文），沒有點出是哪十篇。今本這一卷是不是司馬遷自己寫的，本頁所據的兩份原文都沒有答案。
還要先排除一件事：這一卷自己說了寫作範圍。卷末「太史公曰」寫：「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。入壽宮侍祠神語，究觀方士祠官之言，於是退而論次。」（我跟著巡祭天地諸神與名山大川並參與封禪，進入壽宮侍奉祭祀，聽過神的話，詳細查看方士和祠官的說法，於是退下來整理編次。）這像是在交代一部專記神祀的專題，不像是在迴避別的事。這與上一則同型：自序的篇目另列了〈衛將軍驃騎列傳〉〈匈奴列傳〉〈酷吏列傳〉〈平准書〉，司馬遷在別處有沒有寫戰事與大案，本頁沒有讀。
所以這一則不下判斷。要測它，至少先做兩件事：讀那幾篇列傳，看司馬遷在別處是否寫了這些事；讀〈封禪書〉，與〈孝武本紀〉對照，看這一卷的文字是不是從那裡來的。
兩問裡有一問答不出來，就不要下判斷。 → 〈孝武本紀〉沒有衛青、霍去病、李陵、巫蠱，卻有一整卷的方士與封禪；第一問答得出來（司馬遷與武帝同時），第二問答不出來（今本篇名與自序不同，班固說十篇缺）。 這說明：看起來像沉默的空白，有時是兩問裡缺了一問的答案。這時最誠實的做法是把它記成缺口，不是記成隱瞞。
文本之間的虛假獨立：袁彬
兩部一手史料寫同一件事，未必就是兩份證據——本篇的補救辦法，自己也會失效（袁彬，一手史料）。
《明史·袁彬傳》記北狩時「夜則與帝同寢，天寒甚，恒以脅溫帝足」（夜裡與皇帝同睡，天冷得厲害，就常用自己的肋側替皇帝暖腳）；劉定之《否泰錄》記「起臥長不離御帳，夜甚寒，則以身為太上溫足」（起居睡臥從不離開皇帝的帳篷，夜裡很冷就用身體替太上皇暖腳）。文字不同而事情相同，讀起來正像一次漂亮的交叉驗證。
可是《否泰錄》第 40 條自己說了，它的史源包括「錢溥所撰袁彬傳」，而《明史》本傳極可能也出自錢溥那篇。若真如此，兩份記載只是同一個來源的兩次轉述，證據力不增反減。這件事本身極可能是真的——但它為真的理由，不是「兩部書都這麼說」。
這一則與本篇前面幾則分屬兩層。前面的失真全發生在單一文本之內（不寫、少寫、只寫一句），補救辦法正是〈以後怎麼用〉最後那條：向被記錄者的一方另找一部書。這一則指出的卻是文本之間的失效——你另找的那部書，可能跟原書同源。所以「向外求證」要追加一道前置檢查：先問那個「外」是不是真的外。同源的其他樣子（同書內部、後出之書承襲前書）見 同源不是互證。
尤其要警覺的是：北狩敘事所依據的（楊善、李實的奉使錄，錢溥的袁彬傳）都是明臣所撰，對太上皇與隨侍者多有回護，《明史》承襲下來——一片看起來彼此印證的記載，其實共用同一個立場。相較之下，多鐸那則的空白反而誠實。
沉默至少看得出是空的，而虛假的獨立看起來是滿的。 → 《明史·袁彬傳》記「夜則與帝同寢……恒以脅溫帝足」，劉定之《否泰錄》記「夜甚寒，則以身為太上溫足」，文字不同而事同；可是《否泰錄》第 40 條自己說史源包括「錢溥所撰袁彬傳」，而《明史》本傳極可能也出自同一篇。 這說明：兩部書講同一件事，可能是兩個人各自看到，也可能是同一份記述抄了兩次。所以「向外找另一部書」之前，要先問那個「外」是不是真的外。
以後怎麼用
- 多問一句：讀一手史料時，除了問「它說了什麼」，還要問「它有沒有理由不說某件事」。
- 先查是誰修的：判斷史源時先問這部書誰修的、他與所記的事有什麼利害。《太祖實錄》第三次修是朱棣主持的，《清史稿》修於清人，《明史》也一樣。書自己常會露出答案：看它把誰叫作「今上」。《太祖實錄》現存本管朱棣叫「今上」，所以它是永樂朝的版本（朱元璋）。
- 「一手史料」是依據層級，不是可信度保證：兩者不可混為一談。
- 先在正史內部找破綻，別急著往外跑：贊語的自承、收錄的異議、卷間的語氣不一，見 正史的自我拆穿。沉默是它藏起來的，拆穿是它自己交出來的；兩者互補，也互為前提——沉默的地方沒有拆穿可撿（《清史稿》多鐸傳對揚州屠城通篇無一字，書裡找不到接縫；接縫在另一部書，《清世祖實錄》用了「并誅之」，見〈完全沉默：多鐸與揚州屠城〉）。所以「向外求證」該是內部搜尋無果之後的手段，不是第一步。
- 內部無果才向外：遇到正史的空白，主動去被記錄者那一方找——屠城的證據在被屠者的日記裡，篡位的證據在被篡者的舊臣記述裡。
- 但找到之後，先問史源分不分歧，再算它算不算第二份證據：兩部書說同一件事，可能是兩個獨立目擊，也可能是一份記述的兩次轉述（袁彬「以身溫足」就是後者）。判準是證據鏈分不分歧，不是結論同不同。遇到「兩書互證」的說法先追一層：它們的史源各自是誰？這道檢查要放在向外求證之前，否則求來的外援可能只是原書換了個封面。
- 說「沉默」之前，先把單位放大到整部書；兩問答不出來時，記成缺口：本紀沒寫，要先翻同書的列傳（〈一卷沒寫不等於全書沒寫：武帝紀〉）；兩問裡有一問答不出來，就不要下判斷（〈兩問答不出來：孝武本紀〉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