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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
兩份記載互相對得上，不等於有兩份證據。 〈張居正傳〉寫高拱被逐，只有「事具拱傳」四個字，意思是經過寫在〈高拱傳〉裡。徐階、高拱、張居正三傳同在《明史》卷二一三，三傳互相一致，只是一部書在對自己。
要分得出差別，得追到底本：兩份記載背後，是兩個各自看見的人，還是一份文字被轉了兩手？本站讀過的明代材料裡，看起來的「互相印證」多半是後者，樣子有三種：同一部書的前後篇、後出的書承襲前一部、兩部書用了同一位作者寫的傳記。
這條論斷管的是怎麼數證據，不管記載對不對。同源的記載可以是真的，只是它拿不到「第二個證人」的分數。
例證
同書內部型：徐階、高拱、張居正
三傳互相對得上，只是同一部書在對自己（徐階、高拱、張居正；一手史料；同書內部型；佐證 王鴻緒）。
高拱被逐的那一幕，只有〈高拱傳〉詳寫，〈張居正傳〉一筆帶過。高拱頁另有一處：報復徐階那件事，〈徐階傳〉也寫了，兩傳說的是同一件事，因為同出一書，只能算同一個來源的兩次記載。三頁的查核都寫了同一句話：沒有第二個獨立的說法可以對照，也都還沒有拿《明穆宗實錄》《明神宗實錄》去對。
佐證在 王鴻緒 頁，記的是《明史》列傳的來歷。〈上《明史》表〉說，後來修成的《明史》拿「舊臣王鴻緒之史稿」當初稿，列傳由他負責，他說自己做的是「刪繁就簡，正謬訂譌」。卷二一三這三傳是不是經過同一位編者統一過，王鴻緒頁沒有查出它屬於哪一部分稿，所以這只是我的推測，沒有證實。
同一部書的本傳、贊語、年表對得上，只算一個來源。 → 〈張居正傳〉對高拱被逐只寫「事具拱傳」；那一幕只有〈高拱傳〉詳寫，沒有第二個獨立的說法可以對照。 這說明：查核時寫「三傳一致」，意思只是這部書沒有自相矛盾，不是有人從另一邊證實了它。要加分，得拿書外的另一條線來對。
後出之書型：郭桓
後出的書和前書長得像，得先問它的底本是誰，才算得上第二份（郭桓；一手史料；後出之書型）。
郭桓頁對過《明史》的〈刑法志二〉和〈七卿年表〉、《明通鑑》卷八、《明太祖寶訓》卷三等好幾份材料。查核寫了一條：兩處《明史》與《明通鑑》的郭桓條互相像，實錄與《寶訓》的山東鹽議也應該同源；能對得上，不等於多了幾個獨立證據。《明通鑑》是清人夏燮編的，離案子近五百年，這一條用了什麼底本，條文沒有交代。
數字也一樣。《明史》寫「贓七百萬」，《明通鑑》寫「官糧七百餘萬石」，兩邊都是七百萬上下。郭桓案頁讀到這個數字最早的出處是《大誥》初編的榜文，兩本書有沒有直接用它，條文看不出來。
後出的書和前書長得像，先當成同一條線，除非能指出它另有底本。 → 《明史》寫「贓七百萬」，《明通鑑》寫「官糧七百餘萬石」；郭桓案頁讀到最早的出處是《大誥》初編，兩書都沒有交代自己的來源。 這說明：數字對得上、句子相像，都不能證明底本不同。要證明不同，得找到其中一本另引了別的材料，或兩本在某處說法分歧、而分歧能追到各自的出處。
轉述鏈型：袁彬
兩部書用不同的字寫同一件事，也可能是同一個人的文章被轉了兩手（袁彬；一手史料；轉述鏈型）。
《明史·袁彬傳》記北狩時「夜則與帝同寢，天寒甚，恒以脅溫帝足」，劉定之《否泰錄》記「起臥長不離御帳，夜甚寒，則以身為太上溫足」。字不同，事相同，讀起來像兩份獨立記載互相印證。可是《否泰錄》第 40 條自己交代，史源包括錢溥寫的袁彬傳，而袁彬頁判斷《明史》本傳極可能也出自錢溥那一篇。
這一例的另外兩個角度，見 一手史料的沉默〈文本之間的虛假獨立：袁彬〉 與 作者自陳的取材標準〈拆自己台型〉。本篇切的是：遇到「兩書互證」，先往上追一層史源。
先問這兩份記載各是從誰那裡來的；結論同不同，不能用來判斷它們獨不獨立。 → 《否泰錄》第 40 條交代史源包括錢溥寫的袁彬傳；《明史》本傳極可能同出錢溥之作。 這說明：兩份文字不同的記載，可以來自同一個人。作者在序或凡例裡寫了自己用過什麼，那一句要先讀，比讀兩份記載像不像更有用。
反例與邊界
界外：換線核對：曾銑
曾銑頁做過一次換線核對，核對的結果是分歧（曾銑；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）。
世宗回覆曾銑的復套議時撥的修邊費，〈曾銑傳〉寫二十萬兩，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五十八寫三十萬兩，兩本書差一筆。曾銑頁查了《明世宗實錄》卷三百十八（ctext 版），詔旨逐字寫的是發銀二十萬兩給曾銑，修邊、餉兵、造器，與本傳相同，只有紀事本末作三十萬。紀事本末為什麼多寫十萬，手上的材料判斷不了，頁上照實寫了「判斷不了」。
這一例放在界外，因為它做的正是本篇主張的事：去找另一份。但實錄和《明史》本傳是不是共用底本，曾銑頁沒有查，所以這裡只能說「換了一條線」，還不能說「這兩條線互相獨立」。
分歧才是線索：兩份記載在哪個數字上不一樣，就從那裡開始追各自的出處。 → 本傳和實錄都是二十萬兩，紀事本末作三十萬；多出來的十萬兩查不到出處，頁上寫「判斷不了」。 這說明：說法一樣，什麼也證明不了；說法不一樣，才知道至少有兩條線。這一例的做法對，只是結論停在「有分歧、沒有答案」。
容易誤用：同源不等於是假：袁彬
把「同源」讀成「不可信」，是從另一個方向犯同樣的錯（袁彬；一手史料；容易誤用型）。
袁彬頁把話說得很清楚：「以身溫足」這件事極可能是真的，只是它為真的理由，不能是兩部書都這麼說。同源拿掉的是第二個證人，第一個證人還在。一份來源自己內部一致，只能說它沒有自相矛盾；它對不對，要另外對原文、對實錄、對別的線。
同源只拿掉「第二個證人」，沒有拿掉第一個。 → 袁彬頁：這件事本身極可能為真，但為真的理由，不是兩部書都這麼說。 這說明：查核時寫「不算互證」，意思是這一條沒有被多一個證人加固，不是這一條被扣了分。
容易誤用：說法相反不是兩個證人：丁廷舉×余敏
兩本書寫得相反，只讓人知道它們不同，不讓人知道誰對（丁廷舉、余敏；一手史料；容易誤用型）。
郭桓案裡有兩位御史，丁廷舉和余敏。《明史》〈刑法志二〉把他們寫成被眾人怪罪的人；《明通鑑》把他們寫成向皇帝上言的人，還說案子是法司逼供造成的冤獄。兩邊把他們的角色寫成相反。丁廷舉頁沒有裁定：《明通鑑》離案子近五百年，這一條用了什麼底本，條文沒有交代，所以它不是獨立於《明史》之外的證據。
兩本書說法相反，只能並排放著，不能當成兩個證人各執一詞。 → 《明史》與《明通鑑》對兩位御史的角色寫成相反；丁廷舉頁的結論是兩種寫法都無法從本站的材料裁定。 這說明：看到兩書不一致，很容易想成「一邊是官方，一邊是民間，各有道理」。這裡兩邊都是官修系統的後代文字，沒有證據說它們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目擊者。
缺口：兩條線要驗到底本：薛祥
書名不同、作者不同，還不夠證明是兩條線（薛祥；一手史料；缺口）。
薛祥頁寫：〈薛祥傳〉與〈七卿年表〉同出《明史》，對得上，還不等於有另一部書證實。《名山藏》是明人何喬遠的書，與《明史》是兩條線，但頁上說得很老實，沒有比對兩者各自的底本。本篇的例證也停在這裡：全是明代材料，多半牽涉《明史》，實錄和《明史》本傳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，本篇沒有查。
「兩條線」也要驗到底本；書名不同不是證據。 → 薛祥頁：《名山藏》與《明史》是兩條線，但「沒有比對它們各自的底本」。 這說明：本篇的例證只能證明「這幾處同源」，不能反過來證明「所有的互相印證都同源」。要推翻本篇，需要一組從底本就分得開、結論又一致的記載。
以後怎麼用
- 查核一個說法時，不要把「傳與贊一致」「兩書都這麼說」當成加分。寫清楚這次對過的是哪一條線；沒有拿實錄去對，就照實寫「沒有拿實錄對」。
- 看到「兩書互證」，先翻作者的序或自述，找他用過什麼史源（劉定之就交代了他用了錢溥的傳）。
- 後出的書和前書相像時，先當成同一條線，除非它另引了別的材料。
- 兩份記載說法相反時，並排放著，不選邊，也不把它們當成兩個證人。
- 要判斷一個斷言夠不夠硬，數的是互不相干的底本有幾條，不是書有幾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