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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
一個政權若以「繼承的正當性」為根基，而它自己得位有瑕，就會系統性地重製官方史料，去彌合名分上的裂縫。 朱棣的生母被寫成馬皇后，而那個說法出自他自己重修兩次的《太祖實錄》；建文一朝的記載成了忌諱，連《明史》自己都承認。
失真的程度與正當性受質疑的程度成正比，方向也可以預測——凡是涉及名分、血緣、繼統的，官史必定往「本朝天命所歸」那邊偏。所以明前期涉及正當性的記載，不能因為「出自正史」就相信；正史在這種地方，往往只是忠實地承襲了當事人的官方版本。
這個命題可以被反駁：若能舉出一個明代環節，正當性受質疑最深、史料卻最沒有系統性失真，命題就動搖了。
例證
生母被寫成嫡出：朱棣
朱棣的生母被寫成了嫡出（朱棣）。
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開篇就寫「母孝慈高皇后」（生母是馬皇后）。可是這個說法出自朱棣即位後兩度重修（第一次 1402 年下令、1403 年成書，第二次 1418 年成書）的《太祖實錄》。吳晗根據朝鮮使臣權近《奉使錄》所記的忌日、傅斯年根據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（這部志書已經失傳，今天讀得到的是談遷等人的轉引，見 《南京太常寺志》的明清轉引），都懷疑他是碽妃所生。
而嫡子與庶子的名分，正是靖難起兵的正當性根基。
最需要確定的那一件事，恰恰是以最不可信的方式被確定的。 → 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開篇寫「母孝慈高皇后」，而這個說法出自朱棣即位後兩度重修（第一次 1402 年下令、1403 年成書，第二次 1418 年成書）的《太祖實錄》；吳晗據權近《奉使錄》所記忌日、傅斯年據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（已失傳，據談遷等轉引），都懷疑他是碽妃所生。 這說明：嫡出還是庶出，正是靖難起兵能不能站得住的根基。而回答這個問題的那份文件，正是他自己派人改過兩次的。
正史自承記載成忌諱：靖難之役
正史親口承認建文一朝的記載成了忌諱（靖難之役）。
朱棣奪位後革除建文年號，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。《明史·惠帝本紀》卷四贊語直說：「革命而後，紀年復稱洪武，嗣是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，草野傳疑，不無訛謬」（改朝換代之後年號恢復稱洪武，此後子孫臣民都把記載這一朝當忌諱，民間流傳的多是疑辭，難免有錯）。
建文帝的下落於是在同一卷裡，既記「壬申葬之」，又記「帝不知所終」「或云由地道出亡」——官方定調與史臣存疑並存在同一頁上。
這不是後人的推論，是正史修纂者自己說他的地基是殘缺的。 → 《明史·惠帝本紀》贊語直說：改朝換代之後「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，草野傳疑，不無訛謬」；同一卷裡建文帝的下落既記「壬申葬之」，又記「帝不知所終」「或云由地道出亡」。 這說明：官方定調與史官的存疑並排寫在同一頁上。這不是後人挑出來的破綻，是修史的人自己標明「這一段我沒把握」。
奪位被寫成中興：朱棣
朱棣的修書班子把奪位寫成了「中興」（朱棣）。
永樂元年（1403）李景隆、解縉進呈重修的《太祖實錄》，進呈表稱頌朱棣「上天申命，卓然中興」（上天重新把天命交給他，他挺身讓國家重新興盛）。「中興」是衰落之後重新振作的意思，拿來講奪了姪子的位子，前面那四年建文朝就成了需要被救回來的衰世。
這八個字要連校記一起用：這份表原書已經亡佚，今天讀到的是從明人文集輯出來的，《皇明文衡》《皇明文徵》兩個本子都沒有這一句，只有《解學士文集》這一系有。
得位的方式最有問題的地方，官方文書給它取了最好聽的名字。 → 永樂元年李景隆、解縉進呈重修的《太祖實錄》，進呈表稱朱棣「上天申命，卓然中興」；但這八個字只見於《解學士文集》一系，《皇明文衡》《皇明文徵》都沒有。 這說明：改寫不只發生在記載內容上，連替事件取名字也是改寫的一部分。看到「中興」「靖難」這類名號，要先問是誰取的。
開國者立儲即含混：朱元璋
開國者替繼承所做的安排，名分本身就是含混的（朱元璋）。
朱允炆並不是嫡長孫：他是朱標的次子，嫡出的兄長早夭、生母原是側室後來才繼立為太子妃，他的名分才定下來。《明史》始終只稱他「皇孫」「皇太孫」，從沒用過「嫡長孫」三個字。而記錄這一切的《太祖實錄》修過三次，傳世的只有朱棣主持的第三修本。
焦慮不是從奪位者開始的，開國者立儲的那一刻，裂縫就已經埋下了。 → 朱允炆是朱標的次子，嫡出的兄長早夭、生母原是側室後來才繼立為太子妃；《明史》始終只稱他「皇孫」「皇太孫」，從沒用過「嫡長孫」三個字。 這說明：名分的問題不是朱棣造出來的，他只是撿到了。朱元璋替孫子安排繼位的那一刻，那個位子本來就不夠正。
被一場病終結：朱見濟
一場名分工程可以不被任何人推翻，而是被一場病終結（朱見濟，一手史料）。
景泰三年（1452）五月，朱祁鈺廢朱見深為沂王、立獨子見濟為皇太子，同時廢皇后汪氏、立見濟的生母杭氏為皇后（《明史·景帝紀》）。儲君、皇后、生母的名分同時重排，完整程度不輸本篇任何一例，著力點正是把帝系整個轉到自己這一支。
然而隔年十一月見濟就死了，朱祁鈺再無親生兒子，這一步一夜歸零。而他拒絕復立朱見深，儲位空懸四年，終於給了奪門之變可乘之機——石亨「知景帝疾必不起，念請復立東宮，不知請太上皇復位，可得功賞」（知道景帝的病好不了，想著與其請求復立東宮，不如請太上皇復位，才能得到功賞）。
本篇前面幾則的名分工程都是由人來揭穿或翻案的——史臣自承、後朝平反、受益者被奪爵。這一則補上另一種終結方式。
名分工程的最大變數未必是反對者，而是它所依附的那個人能不能活下去。 → 景泰三年（1452）朱祁鈺廢朱見深為沂王、立獨子見濟為太子，同時廢皇后汪氏、立見濟生母杭氏為皇后——儲君、皇后、生母三個名分同時重排。隔年十一月見濟就死了。 這說明：這套工程沒有被任何人推翻，是自己塌的。一場全靠一個孩子活著才成立的安排，那個孩子一死就全部歸零。
口頭型：方孝孺
名分工程的第一份文件是用嘴說的，而它當天就被當面駁倒了（方孝孺，一手史料）。
建文四年（1402）六月乙丑金川門開，方孝孺當日被執下獄。朱棣召他草即位詔，走下坐榻勸他「先生毋自苦，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」（先生別為難自己，我不過是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）。這是本篇全部例證裡最早的一份正名說辭，而它還不是文本，只是一個比喻。
方孝孺連問三句——「成王安在」（周成王現在在哪裡）、「何不立成王之子」、「何不立成王之弟」。三問把那個比喻逼到自相矛盾之處：真要輔成王，成王的兒子與弟弟都還在。朱棣答不下去，以「此朕家事」擋回——放棄講理，改用身分。
而駁倒它沒有用。 方孝孺投筆「死即死耳，詔不可草」（要殺就殺，這詔書我不寫），被磔於市。可是《明史·成祖本紀》的繫日顯示，他下獄的乙丑日與受刑的丁丑日之間隔了十二天，而朱棣已於其間的己巳日即皇帝位——即位詔沒有他也照發。
前列諸例都是事後補的文本（實錄、本紀、制文），這一則補的是工程開工那一天：它先試著講理，講不過就不講了。
名分工程不需要贏得辯論，它只需要對手消失；「此朕家事」四個字，就是它放棄辯論那一刻的紀錄。 → 朱棣攻下南京當天要方孝孺草即位詔，說「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」；方孝孺連問成王在哪、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、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，朱棣答不下去，只回「此朕家事」。方孝孺被殺，而朱棣在他還關在獄中的時候就即位了。 這說明：這套工程不必說服誰。講不過就不講了，改說這是我家的事；擋路的人殺掉，該發的詔書照發。
反例與邊界
焦慮的產物有沉默也有喧嘩
焦慮的產物既有沉默，也有喧嘩。
正統性焦慮不一定導致「掩蓋、少寫」。朱棣反而是用浩大的文治武功去淹沒得位之瑕：大修《永樂大典》、派鄭和下西洋（動機之一就是尋訪建文帝）、五次親征漠北。
所以不能光憑「史料稀少」判斷有沒有焦慮——一個焦慮的政權，可能比從容的政權留下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文本。
判準在文本的「方向」，不在它的「數量」。 → 朱棣不是靠少寫來掩蓋，而是用大修《永樂大典》、派鄭和下西洋、五次親征漠北去淹沒得位之瑕。 這說明：不能看到史料很多就以為沒問題。一個心虛的政權可能比一個從容的政權留下更多文字，關鍵是那些文字往哪一邊偏。
失真方向因誰修史而反轉
失真的方向會因為「誰在修史」而反轉。
清修《明史》反過來替建文帝平反——乾隆元年（1736）追諡「恭閔惠皇帝」，贊語還主動揭穿朱棣一朝的掩蓋。所以「焦慮」不是史料的固有屬性，它是相對於「書寫者與所記政權的利害關係」而言的。
這種反轉所產生的「正史自曝其短」已經正面立為一篇命題，見 正史的自我拆穿——本篇論失真的動機，那篇論破綻的位置。不過那篇的「卷間語氣不一」出於體例分工，不是本篇的焦慮方向解釋得了的。
後朝修前朝史，正統性焦慮的方向相反，傾向暴露而不是隱瞞。 → 清修《明史》反過來替建文帝平反——乾隆元年（1736）追諡「恭閔惠皇帝」，贊語還主動揭穿朱棣一朝的掩蓋。 這說明：同一件事，當朝的人寫和後一個朝代的人寫，方向正好相反。所以讀到一段記載，要先問這是誰在什麼位置上寫的。
而這句話只說了一半，另一半在 清代的正統性焦慮：清廷替建文平反的同一段時間，對自己入關那段的處置完全相反——《清史稿》多鐸本傳無「屠城」二字、《揚州十日記》列為禁書、而戰死的史可法反被清修《明史》稱作「忠義奮發」。同一個朝廷一手替前朝平反、一手禁自己這朝的書，兩者不矛盾，因為那是兩條裂縫。 該篇並指出本篇未涵蓋的一型：本篇的裂縫在「怎麼繼承」，出口是改過去；那篇的裂縫在「誰有資格統治」，出口是管當下——管人們能看見什麼、身上帶著什麼、該尊敬誰。判別哪一型，先問那條裂縫是「已經發生完的」還是「每天重新發生的」。
改過去的人也管當下：永樂文禁
上一條末尾那個判別式要再分一層：裂縫在過去，出口不會只有改過去（方孝孺，一手史料）。
朱棣的裂縫確實是已經發生完的（奪位），他也確實改了過去——兩修《太祖實錄》、革除建文年號。按上一條的分法，他該只做這一種。
但同一朝還有另一套動作，管的全是當下。 城陷當日「大索齊泰、黃子澄、方孝孺等五十餘人，榜其姓名曰奸臣」（下令搜捕這五十餘人，把姓名榜示為奸臣）；永樂年間「藏孝孺文者罪至死」（收藏方孝孺文章的人罪至死刑）。榜示誰是奸臣、禁止誰的文字流傳，管的不是史書怎麼寫，是活著的人現在能看見什麼、敢說什麼——那正是 清代的正統性焦慮 那一型的手法。
兩者不衝突，因為它們補的不是同一半。 改實錄補的是「我為什麼該即位」，禁書榜名補的是「現在還有誰敢說我不該」。前者對後世交代，後者對當代交代，而一個剛奪位的政權兩邊都欠。
「裂縫在過去還是在現在」判得出出口的主要方向，判不出它會不會兼用另一種——真正決定的是那個政權還在不在乎當代人怎麼說。 → 朱棣一面兩修《太祖實錄》、革除建文年號（改過去），一面把五十餘人榜示為奸臣、規定藏方孝孺文章者處死（管當下）。 這說明：上一條那個判別式只答得出主要方向。一個剛奪位的朝廷，對後世和對當代人都欠一筆交代，所以兩種手段會同時出現。
並非所有失真都源於焦慮
不是所有明代史料的失真都源於正統性焦慮。
兵力數字誇大（靖難「五十萬眾」）是史書通例，與名分無關，屬於層累造成的細節所論的敘事潤飾。
「制度性的名分焦慮」與「一般的敘事層累」要分開：前者有方向、集中在繼統的關節上，後者瀰散在所有戲劇性的細節裡。 → 靖難「五十萬眾」這種兵力誇大是史書通例，與名分無關。 這說明：不是所有失真都出於同一個原因。名分那一類集中在繼位的關節上、有固定方向；說書式的誇大則到處都是，跟誰當皇帝無關。
焦慮是局部的
焦慮只出現在名分有瑕的環節。
對天命充足的部分——朱元璋驅逐蒙元、開國的武功——官史沒有同等的失真壓力，記載大體可信。
焦慮是局部的，不是全面的。 → 對朱元璋驅逐蒙元、開國的武功這些天命充足的部分，官史沒有同等的失真壓力，記載大體可信。 這說明：同一部書裡，有些段落要提高警覺，有些不必。要警覺的是那些「一旦記錯，皇位就不正」的地方。
界外：得位無瑕仍有工程
名分焦慮未必源於得位有瑕，它的出口也未必是改史（朱厚熜、大禮議，一手史料）。
世宗朱厚熜是以合法的「兄終弟及」入繼的：武宗沒有子嗣，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援引《皇明祖訓》「兄終弟及，誰能瀆焉」（兄長死了由弟弟繼位，誰能反對）定策迎立，得位程序完全無瑕。按本命題「失真程度與正當性受質疑程度成正比」，他的正名壓力應該接近零。
然而他發動了明代最浩大的一場名分工程。 大禮議相持三年、左順門一次下獄一百三十四人、「杖馬理等於廷，死者十有六人」，最後以生父興獻王被尊為皇考、入祔太廟而且「躋武宗上」（排在武宗之上）收場。
關鍵在於著力點不同：世宗改的是當下的禮法名分，不是先朝的史書。 所以《明史》世宗本紀對這場爭議的記載反而坦白，連「升祔太廟，而躋於武宗之上，不已過乎」（把生父升入太廟還排在武宗之上，不是太過分了嗎）這樣的譏評都留在贊語裡。一場規模更大的正名工程，卻沒有留下本命題所論的那種史料失真。
這對命題有兩點修正。 第一，焦慮的強度未必繫於「得位有沒有瑕疵」，也繫於「小宗入繼」這個結構位置——世宗要安置的不是自己的皇位，是生父在宗廟裡的位置，那是他即位那天才新生的裂縫，與程序瑕疵無關。第二，焦慮有兩個出口，選哪一個取決於裂縫在過去還是在現在：朱棣的裂縫是已經發生的奪位，事實改不了，只能改史；世宗的裂縫是當下的宗法安排，可以直接改禮。
不過兩者不宜切得太乾淨：世宗修《明倫大典》、「定議禮諸臣罪」、追削楊廷和等人的官籍，仍舊是拿官修文本來定當代的是非——出口雖然在禮，手段依然不脫「製作官方文本」這一路，與改史同源而異用。
能改禮的人，不必改史。 → 世宗是以「兄終弟及」合法入繼的，得位程序完全無瑕，卻發動了明代最浩大的一場名分工程——大禮議相持三年、左順門下獄一百三十四人、杖死十六人，最後生父入祔太廟而且「躋武宗上」；而《明史》世宗本紀對這場爭議記得反而坦白。 這說明：他要補的裂縫在當下（生父在宗廟裡的位置），不在過去，所以直接改禮制就解決了，不必回頭動史書。看一個人改哪一邊，就知道他的缺口在哪一邊。
焦慮繫於裂縫不繫於人
焦慮繫於裂縫，不繫於人——同一個皇帝、同一年，可以對一條裂縫鬆手、對另一條收緊（朱祁鎮、朱祁鈺，一手史料）。
天順元年（1457）英宗朱祁鎮藉奪門之變復位，這一年他做了兩件方向相反的事。
對景泰一朝收得極緊：廢朱祁鈺為郕王（《明史·英宗後紀》「二月乙未朔，廢景泰帝為郕王」）、加惡諡「戾」（郕戾王）、冤殺于謙。
同一年卻對建文一案鬆了手：下詔釋放建文帝的幼子文圭及其家屬（《明史·英宗後紀》「釋建文帝幼子文圭及其家屬，安置鳳陽」）。這個人已經被幽禁五十多年，一放而明初一樁懸案就解了，《明史》還把它列為英宗「盛德之事可法後世」（美德之事足以為後世效法）的其中一件。
按命題「失真程度與正當性受質疑程度成正比」，天順元年的英宗焦慮應該是一生最高，為什麼反而在這時候鬆手？因為那兩條裂縫不是同一條，也不同齡。
景泰那條裂縫是他自己的、剛剛裂開的：弟弟坐過皇位、哥哥又奪回來，兄弟兩人的名分同時待決，所以必須用官方文本重新定是非（削帝號、定惡諡，而《英宗實錄》修於英宗死後的憲宗朝——為景泰一朝定調的官方文本，全部出自復辟之後）。建文那條裂縫則是曾祖朱棣的、已經裂了半世紀的——對英宗來說零成本，放人反而有收益：既顯得仁德，又等於宣告本朝已經不必忌諱建文。
焦慮不是一個政權的整體情緒，而是逐條裂縫、各按它的新舊與歸屬計價的。 → 天順元年（1457）英宗做了兩件方向相反的事：廢朱祁鈺為郕王、加惡諡「戾」、冤殺于謙；同一年卻下詔釋放被幽禁五十多年的建文帝幼子文圭，《明史》還把它列為他「盛德之事可法後世」的一件。 這說明：同一個皇帝在同一年可以一邊收緊一邊放手，因為那是兩條不同的裂縫：景泰那條是他自己的、剛裂開的；建文那條是曾祖的、裂了半世紀的。讀到某朝忽然對舊案寬大，先別讀成仁德。
平反同樣是名分工程
平反同樣是名分工程：它未必推翻前案，也可能是為了把責任挪開（朱祁鈺）。
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憲宗朱見深恢復景帝帝號、追諡「恭仁康定景皇帝」，看起來是後一個皇帝推翻前一個皇帝。可是制文的措辭很值得玩味：當初削去帝號是「奸臣貪功，妄興讒構」（奸臣貪圖功勞，胡亂羅織讒言），而英宗「旋知其枉，每用悔恨」（很快就知道冤枉了他，時常懊悔）——《明史·景帝紀》。
責任被外包給已經敗亡的奪門功臣，父親則只是被蒙蔽、事後追悔。 一次平反同時完成兩件相反的事：景帝的名分回來了，英宗的名分也保住了。這與冤殺于謙之後的追悔是同一個情理（對照見朱祁鈺頁）。
而廟號「代宗」要遲到南明弘光朝才追上——帝號可以還、諡可以改，廟號那一格卻空了兩百年，可見這場手術做到哪裡為止是算過的。所以上面「失真方向因誰修史而反轉」那一條，在這裡還要再分一層。
這兩則也補上本篇視角的一處空缺：先前所有例證都站在重製者那一側（朱棣改史、世宗朱厚熜改禮），而朱祁鈺是本篇第一個以「被重製者」身分入列的例證——帝號被削、惡諡加身、死後才得到部分歸還。名分工程有施力的人，也有承受的人；只讀施力那一側，看不見這套工具能把一個做過皇帝的人從帝系裡整個拆下來，再裝回去一半。
反轉未必等於糾正，同一王朝內部的自我平反，往往改寫的是歸因而不是事實。 → 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憲宗恢復景帝帝號，制文卻寫當初削帝號是「奸臣貪功，妄興讒構」，而英宗「旋知其枉，每用悔恨」；而廟號「代宗」要遲到南明弘光朝才追上。 這說明：一次平反同時辦了兩件相反的事：景帝的名分還回去了，父親英宗的名分也保住了——責任被推給已經敗亡的奪門功臣。而它停在哪裡也是算過的：帝號還了、諡改了，廟號那一格空了兩百年。
以後怎麼用
- 失真方向可以先驗預期：查核明前期涉及名分、血緣、繼統的斷言時，預設它是官方版本，主動去找反證。讀到「本朝天命所歸」那種關節性的陳述，警戒就該提高。
- 交叉比對「當朝官修」與「後朝官修」：兩者焦慮方向相反，牴觸的地方往往就是真相所在。建文帝下落，朱棣的官史定調「自焚已葬」，清修《惠帝本紀》保留「不知所終、或云出亡」——矛盾就是線索。
- 不要問「這個皇帝焦不焦慮」，要問「這條裂縫是誰的、幾歲了」：同一位君主可以同時持有好幾條裂縫，處置方向可以相反（英宗天順元年一面削景帝帝號、一面釋放建文幼子）。自己的、新的裂縫收緊；別人的、舊的裂縫鬆手。所以讀到某朝忽然對舊案寬大，先別讀成仁德，那多半是那條裂縫的計價已經降到零了。
- 遇到平反，追問責任被挪到了誰身上：名分的修補未必是糾錯，也可能只是換一個承擔者（憲宗恢復景帝帝號，卻歸咎「奸臣貪功，妄興讒構」）。看它還給誰、又保住了誰，比看它推翻了什麼更能見動機；也要看它停在哪裡——景帝帝號還了、諡改了，廟號那一格空了兩百年。
- 要看奪位的人當初怎麼替自己辯解，去翻那個人的傳，不要翻本紀：同一件事《明史》會記兩次，而兩處記的東西不一樣。殺方孝孺這件事在〈成祖本紀〉只有兩行——「大索齊泰、黃子澄、方孝孺等五十餘人，榜其姓名曰奸臣」，十二天後「殺齊泰、黃子澄、方孝孺，並夷其族」，只有結果。朱棣拿周公自比、方孝孺連問三句、朱棣答不出來只好說「此朕家事」，這整段對話一個字都不在本紀，全在卷一四一方孝孺自己的傳裡。本紀寫做了什麼，列傳才寫當時說了什麼。 而朱棣理虧的那一句留得下來，是因為記它的人是清朝的史官，不是朱棣自己找來寫實錄的那批人。
- 與另兩篇合為三面：一手史料的沉默問「不寫什麼」，層累造成的細節問「多寫什麼」，本篇問「為什麼這樣寫」。前兩者描述失真的形態，本篇追問它的動機。三者指向同一件事：史料的失真有結構、有方向、可以預測，而且常常被史料自己供認出來。
- 標題冠「明代」是就例證所出，不是說焦慮為明代獨有：這個機理可以推廣到任何得位有瑕的政權（例如唐太宗玄武門之變後的改史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