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法：金色底線可以點，連到站內別頁；灰色細線是人名、事件、制度、著作的名字，這裡沒有頁可以點。
命題
1645 年清軍破揚州，屠城十日。這件事後來被處置了三次：官修的史書沒有一處明寫屠城，《清史稿》寫多鐸南征只有「圍七日，克之」五個字，屠城一字不提，《清世祖實錄》收的奏報也只說「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」，沒有「屠」字、人數與天數；倖存者王秀楚寫下的揚州十日記被列為禁書，兩百多年間只能靠抄本偷偷流傳；而守城戰死的史可法，卻被清朝自己修的《明史》稱作「忠義奮發」。
同一樁事，官史不記（或只用婉語帶過）、私記禁毀、對手褒揚——三件事看起來方向各異，其實是一套。
由此可以提出一個論斷：當一個政權的正當性缺口不在「怎麼繼承」，而在「誰有資格統治」，它的名分工程就不再以重寫過去為主，而是轉向管制當下——管制人們能看見什麼、身上帶著什麼、該尊敬誰。
這與 明代的正統性焦慮 恰成對照。明代的裂縫是繼承的（朱棣的生母是誰、朱允炆算不算嫡長孫），那種裂縫已經發生在過去，改不了事實，只能改史書。清代的裂縫是族群的，而族群這件事每天都在重新發生——街上每個人的頭髮、書架上每一本書、廟裡供的是誰，都在回答「誰有資格統治」。所以工程的著力點也跟著移到當下。
這個命題可以被反駁：若能舉出清代為了彌合族群裂縫而大規模重寫前朝史書的例子，命題就動搖了。
例證
四則依它動的是什麼東西分型：〈禁毀〉動民間的文本、〈沉默〉動官方的文本、〈褒揚〉動人的評價、〈改身〉動人的身體。前三則同落在 1645 年揚州那一樁事上，第四則不是——它證明這套手段不限於一時一地。
禁毀型：揚州十日記
有一種處置比改寫更徹底——讓那本書不存在（揚州十日記）。
王秀楚是揚州城裡的一個平民，屠城時躲在棺材下、草堆裡、井中、樑後，靠賄賂和幾次偶遇寬容的軍官活了下來，妻子當時懷著孕，兄弟都死了，姪子下落不明。他把那十天逐日記了下來。這本書清代從未刊行，只有抄本秘密流傳；姚覲元 1882 年編的《清代禁毀書目》裡著錄了它。
改寫要先承認那件事存在，禁毀連承認都省了。 明代那種工程是把「朱棣的生母是碽妃」改成「母孝慈高皇后」——原句還在，只是被換了；而禁書處理的是整個文本，讀者連有沒有這一本都不知道。
禁書也不只是一份書目（弘曆）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四月，前布政使彭家屏「藏明末野史，褫職逮問」（因為收藏明末的野史，被革職逮捕），之後判斬，七月「賜彭家屏自盡」（賜他自盡）。私藏這種書本身就是罪，管到的是人們家裡能放什麼書。本紀沒有寫他藏的是哪幾本、寫了什麼，所以不能說那些書跟清朝入關有關；這裡只用它說明一件事：收藏會被治罪，而且官方自己記了下來。
改寫留下一個可以被比對的版本，禁毀連比對的對象都不留。 → 朱棣把「碽妃」改成「馬皇后」，原句還在、只是被換了；《揚州十日記》是整本消失，讀者連有沒有這一本都不知道。 這說明：兩種手段留下的痕跡不一樣：改寫過的句子，後人拿別本一對就看得出來；被禁的書則是連「該去對什麼」都不知道，除非有人偷偷抄了一份留下來。
褒揚型：史可法
清朝修的正史，替一個至死抵抗清朝的人說好話（史可法）。
史可法守揚州，城破自刎不成，被抓時自報身分「我史督師也」而遇害。按理說他是敵方主帥，可是清人修的《明史》本傳贊語稱他「忠義奮發」，把敗亡歸咎於「天方降割，權臣掣肘於內，悍將跋扈於外」，末了嘆一句「亦可悲矣」——通篇沒有批評他的戰略。
反倒是王秀楚在《揚州十日記》書末罵他。不過罵的層次要分清楚：王秀楚把首惡斷給高傑——原話是「大約維揚百姓，始終死於高傑」；史可法的錯在縱容，他當和事老人到處調停，壓下能打的黃得功，卻把高傑那樣的叛將安插進舊城，最後躲進城裡避難的幾萬人全死在刀下。一部由清人所修的正史反而寬待他，一名倖存的揚州百姓卻不肯放過他。
褒揚看起來與禁毀相反，做的卻是同一件事。史可法 頁對清人修史的判斷是「可能有意褒揚前朝忠臣以勵臣節」——勵臣節，就是鼓勵當朝的臣子守節。話是說給史可法的，聽的人卻是清朝自己的官員：忠於君主是對的，他做到了，而你們現在的君主是我。
而這一步之所以比禁毀有效，在於它換了位置：抹掉一個抵抗者是參賽者的動作，評定他忠不忠是裁判的動作。 評定前朝誰忠誰奸，本來就只有接續它的那個朝廷做得了。
這套標準，清朝後來自己寫了出來（弘曆）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十一月，弘曆命四庫全書館審查違禁的書，諭旨把明末的人分成三種處置。第一種：「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，如錢謙益等，均不能死節，妄肆狂狺，自應查明毀棄。」（明末那些人的文集，文意冒犯本朝的，像錢謙益等人，都沒能為明朝死節，又胡亂狂吠，自然應當查明銷毀；狺，注音：ㄧㄣˊ，音同：銀。）第二種：劉宗周、黃道周「立朝守正」，熊廷弼「材優幹濟」，他們的書「惟當改易字句，無庸銷毀」（只要改動字句，不必銷毀）。第三種：楊漣這些直臣，「即有一二語傷觸，亦止須酌改」（就算有一兩句冒犯，也只要斟酌修改）。
三種人的書都冒犯了本朝，處置卻不同。諭旨給錢謙益那一類定罪的理由是「不能死節」，給劉宗周那一類留書的理由是在朝守正、才幹出眾，兩邊都在評這個人當明朝的臣子當得怎樣，評的結果決定這本書是燒掉還是改字。上面「勵臣節」那句原本是 史可法 頁的判斷，頁上寫的是「可能」；這道諭旨是朝廷自己寫下的標準。限度：這段出自《清史稿》卷14〈高宗本紀五〉，《清史稿》是民國修的，諭旨沒有回頭核《清高宗實錄》。
清朝表彰的也不只臣子，前朝的皇帝它也表彰（朱由檢）。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李自成攻進北京，崇禎帝死在萬歲山；五月清兵入京，《明史》卷24 寫清朝「以帝禮改葬，令臣民為服喪三日，諡曰莊烈愍皇帝，陵曰思陵」（用皇帝的禮儀改葬，命臣民服喪三天，諡號莊烈愍皇帝，陵墓叫思陵）。同一卷的贊語最後一句，把這件事接回本朝身上：「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，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，為亡國之義烈矣」（這正說明本朝的盛德超越千古，也可以知道他遭難而沒有辱沒自己，是亡國之君中的義烈之人）。
這和史可法那一段是同一個動作：替前朝的人定名分，而定的人是清朝。差別有兩處。史可法死在清兵手裡，崇禎帝死在李自成攻進北京的時候，所以清朝表彰他的死節，用不著面對「他抵抗過我」這件事。還有，史可法那一段「勵臣節」的用意，是 史可法 頁推出來的，頁上寫「可能」；這一句是修史的人自己寫的，表彰前朝皇帝的同一句話裡，先稱讚的是「聖朝盛德」。限度：贊語說的是本朝的德行，沒有說正統；把它讀成名分工程，是本頁的讀法。
表彰一個抵抗者，比消滅他的名字更有效地宣告了誰是正統。 → 清朝在說：忠於君主是對的，他做到了，而你們現在的君主是我。 這說明：清朝表彰史可法不是寬容，是趁機把「忠」這個標準接到自己手上——今天由我來認定誰忠，明天你們就該照這個標準忠於我。
沉默型：多鐸
《清史稿》對屠城一個字都沒有，而同一部書寫他的死因卻毫不含糊（多鐸；此則與 一手史料的沉默〈完全沉默〉 同一材料而問題不同，見〈來源〉）。
《清史稿》多鐸本傳寫南征只有「圍七日，克之」「殺明大學士史可法」，沒有「屠城」兩個字，也沒有一句提到平民。而同一篇傳記寫他怎麼死的：「以痘薨，年三十六」——天花，明確，無異說。
一手史料的沉默 那篇問的是這種空白長什麼樣、怎麼分辨它是刻意還是無從得知。本篇問的是另一件事：這個空白不是孤立的。 它與前兩則落在同一樁事件上——官史不記、私記禁毀、守將褒揚，三個動作各自看都像個別決定，擺在一起才看得出是同一套處置的三面。
一個沉默要讀出動機，得看它旁邊還發生了什麼；只讀那一頁，讀到的永遠只是「這裡沒寫」。 → 只讀《清史稿》多鐸傳，那個空白看起來像漏寫；把「禁書」與「褒揚」擺在旁邊，才看得出它是三個動作裡的一個。 這說明：讀史料不能一頁一頁分開讀。同一件事的幾種處置擺在一起，才看得出朝廷在意的是什麼；只盯著一頁，永遠只能得到「這裡沒寫」四個字。
改身型：剃髮令
一道法令可以不管人們心裡想什麼，只管他們頭上留多少頭髮（剃髮令；佐證 清世祖實錄_卷17_順治二年六月剃髮詔）。
順治二年（1645）六月的詔書，《清世祖實錄》卷十七原文是「盡令薙髮。遵依者，為我國之民；遲疑者，同逆命之寇，必置重罪」。所留之髮只有銅錢大小、細如鼠尾。江陰百姓的回答是「頭可斷，髮不可薙」。
這一則證明前三則不是揚州一地的偶然。 前三則處置的是一樁已經發生的事，剃髮令處置的是往後每一天：它不改任何一本書，而是把「服從」這件事變成走在街上就能看見的東西。剃髮令頁自己寫得很清楚——它的目的不在髮式，在「消弭滿漢之間的夷夏大防」。
當裂縫在族群，最有效的名分工程不寫在紙上，寫在人身上。 → 江陰百姓的回答是「頭可斷，髮不可薙」——他們很清楚朝廷要的不是髮型。 這說明：清朝要的從來不是頭髮，是要每個人每天在街上證明自己已經服了；而百姓也懂這一點，所以寧可掉腦袋。
反例與邊界
界外：清修《明史》確實重寫了前朝史，方向卻相反
清朝不是不改前朝的史，只是改的方向與本命題相反（明代的正統性焦慮）。
乾隆元年（1736）清廷追諡建文帝「恭閔惠皇帝」，《明史·惠帝本紀》的贊語還主動揭穿朱棣一朝的掩蓋，直說改朝換代之後「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」。這是替前朝的受害者平反，不是隱瞞自己。
所以本命題要限縮成這樣：清代對明代內部的繼承裂縫沒有隱瞞的動機，那是別人的裂縫，揭穿它反而顯得本朝公正；有動機的只在自己那條族群裂縫上。這與 明代的正統性焦慮 的「失真方向因誰修史而反轉」是同一條道理的另一半。
清修《明史》寫南明的皇帝，用的是另一套字（朱由崧）。卷120 寫北京陷落之後在南方即位的人：朱由崧「壬寅自立於南京，偽號弘光」，朱聿𨮁「偽號紹武」，朱由榔「亦自立於肇慶，偽號永歷」，隆武帝在同一卷只稱「唐王聿鍵」。這幾個人都沒有本紀，朱由崧與朱由榔的事附在父親福王、桂王的傳後面。
南明算不算正統，本來是明朝內部的繼承問題，照上一段的限縮，清朝沒有理由隱瞞。可是它同時也是清朝自己的問題：南明的皇帝若算數，明朝就還沒亡，清朝接續明朝的那一年就要往後挪。兩條裂縫在南明交會，而修史的方向往本朝那邊偏。卷120 沒有講為什麼這樣寫，這一段是本頁的讀法。
這推翻不了命題。命題的反駁條件是大規模重寫前朝史書，這裡改的是書法：不立本紀，加上「自立」「偽號」。事情本身照記，朱由崧出逃、被擒逐日都有記。所以上一段的限縮要再收窄一格：清修《明史》對明朝的繼承問題大方，前提是那個問題碰不到清朝自己。
同一個朝廷可以一手替前朝平反、一手禁自己這朝的書，兩者不矛盾，因為那是兩條裂縫。 → 乾隆元年替建文帝平反，同一個朝廷卻在禁《揚州十日記》：建文那樁是明朝的家務事，揚州那樁是自己入關幹的。 這說明：不能用「這個朝廷誠不誠實」來概括它。同一個朝廷對別人的舊帳可以大方掀開，對自己的新帳照樣捂住——要問的不是它誠不誠實，是這筆帳算在誰頭上。
邊界：清朝沒有停止改寫，它挑著改
清朝也改舊的文本，改的正是冒犯自己的字句（弘曆）。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二月，弘曆命人編《明季奏疏》。諭旨說，各省送來該毀的書裡，有些明末大臣的奏疏切中當時的弊病，值得留作借鑑，而「諸臣在勝國言事，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，不宜深責，應量為改易選錄，餘仍分別撤毀」（這些大臣在前朝上奏，對我朝偶有冒犯的話，不必深究，應當酌量改動、選錄，其餘仍然分別撤除銷毀）。三年前那道四庫館的諭旨，也說劉宗周、黃道周的書「惟當改易字句」（見〈褒揚型〉）。
原文留著，只把字換掉，這是 明代的正統性焦慮 那一型的手法。換掉的是「干犯」本朝的字，也就是清朝自己那條族群裂縫。
這推翻不了命題。反駁條件是大規模重寫前朝史書，這裡改的是文集與奏疏，本紀也沒有寫改了多少。可是命題說名分工程「不再以重寫過去為主」，這句要收窄：清朝沒有放下改寫，它把改寫和禁毀並用，同一批書，看作者是誰，決定燒掉還是改字。〈禁毀型〉那句「改寫要先承認那件事存在，禁毀連承認都省了」講的是兩種手段的差別，四庫館的做法是兩種同時在用。
限度：這段同樣出自《清史稿》卷14 本紀，諭旨沒有回頭核《清高宗實錄》；四庫館實際改了哪些書、改了幾處，本頁沒有查。
清朝沒有放下改寫，它是看人決定要燒還是要改。 → 乾隆四十一年的諭旨：錢謙益的書毀掉，劉宗周、黃道周的書改字句。 這說明：看到清朝禁書，不要以為它只會禁。同一個館、同一批書，有的燒、有的改，要問的是它憑什麼分。
禁毀不等於湮滅
禁毀最終未必消滅一本書，還可能替它積蓄能量（揚州十日記）。
《揚州十日記》活下來了：1808 年之前已經傳到日本，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徐鼒《小腆紀年》引用過它，清末留日學生在東京、大阪的圖書館重新發現，帶回國內，被革命黨拿去鼓吹排滿。一本被禁了兩百多年的書，最後成了推翻禁它那個朝廷的宣傳品。
這對命題是一個真實的限制：管制當下比重寫過去更即時，但也更難持久——書可以偷偷抄、可以流到國外，而改寫過的史書一旦成為通行本，反而不需要人去看守。
管制當下的工程要天天執行才有效，一旦停手，被壓住的東西還在原地。 → 《揚州十日記》被禁兩百多年，最後靠日本的圖書館活下來，還被拿去推翻禁它的那個朝廷。 這說明：禁書是一件要一直做下去的事。改過的史書擺在那裡不必看守，被禁的書卻只要有人偷抄一本、帶出國一次，兩百年的封鎖就白做了。
界內對照：屠城與剃髮是並行的兩手，不是因果
本篇論的是名分工程，不是征服的暴力本身（揚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）。
剃髮令 頁已經指出：屠城與剃髮不宜只讀成「政策引發民變、民變招致屠殺」的單向因果。多鐸南征所行的揚州十日正在剃髮令重頒之際——屠城施於抗命的城（《實錄》作「據城逆命者並誅之」），剃髮以髮式標記服從的邊界；前者施於敢抗者，後者施於已降者。
本篇只取後面那一手。前面那一手是軍事手段，與名分無關，收進來會使命題失焦。
暴力與名分工程常常同時發生，但它們解決的不是同一個問題。 → 屠城是要讓人不敢抵抗，剃髮是要讓已經投降的人每天看得見自己降了。 這說明：看到清初的屠殺與剃髮同時發生，不要急著說「因為屠殺所以要剃髮」。兩件事對付的是兩種人：還想打的，和已經不打的。
不要把結構性的政策讀成個人恩怨
剃髮令 常被歸因於降臣孫之獬——說他在朝中受滿漢兩班排擠，於是建言重推此政。這個說法主要出於清人私記《研堂見聞雜記》，不是官方文獻。
而剃髮令 1644 年就頒行過一次，因為抵抗太劇烈而暫緩；1645 年是在南京底定之後重頒的，決策主體是多爾袞與清廷的統治需要。
把一場結構性的政策歸因於一個人的怨氣，會讓人以為換個人就不會發生。 → 剃髮令 1644 年就頒過一次，那時孫之獬還沒建言；1645 年重頒是因為南京打下來了。 這說明：把剃髮令算在孫之獬頭上，會讓人以為這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意外。實際上清廷入關第一年就想推，是抵抗太強才緩下來——換誰建言都一樣。
容易誤用：族群的說法，不一定出自族群的事
一則謠言把漢人大將岳鍾琪說成岳飛的後代、要替宋朝向金朝報仇，查下來卻是一個人的私怨（岳鍾琪，一手史料；容易誤用）。
岳鍾琪當川陝總督時，成都傳出他要造反的謠言，他自己上奏。雍正下諭：
「數年以來，讒鍾琪者不止謗書一篋，甚且謂鍾琪為岳飛裔，欲報宋、金之仇。」（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九十六〈岳鍾琪傳〉）
（這幾年來，說岳鍾琪壞話的不只一箱誹謗的信，甚至說他是岳飛的後代，要報宋朝對金朝的仇。）
這則讒言借的正是本篇講的那條族群裂縫：清朝的前身是努爾哈赤建立的後金。雍正的回應也落在當下，他說川陝的軍民「受聖祖六十餘年厚澤，尊君親上」（受康熙六十多年的厚恩，尊敬君上），造謠的人「不但謗大臣，並誣川、陝軍民以大逆」（不只誹謗大臣，還誣陷川陝的軍民謀反）。
但本傳接著寫，查下來是「湖廣人盧宗寄居四川，因私事造蜚語，無主使者，論斬」（湖廣人盧宗寄住在四川，因為私事造謠，沒有人主使，判斬）。
檔案裡出現族群的說法，不等於那是一樁族群的事；本篇能收的是朝廷怎麼回應，不是謠言本身。 → 讒言說岳鍾琪「欲報宋、金之仇」，查下來是盧宗「因私事造蜚語，無主使者」；雍正的上諭則把它定為「誣川、陝軍民以大逆」。 這說明：這一則和上一則方向相反。上一則是把國家的政策錯算成一個人的怨氣，這一則是一個人的怨氣借了族群的說法。讀到這類謠言，先看它查下來是什麼，再決定能不能拿來當族群裂縫的證據。這件事只有《清史稿》本傳一處，雍正上諭的原件沒有查。同一篇傳裡另記曾靜派張熙勸岳鍾琪造反，本傳只寫「語詳杭奕祿傳」，本站沒有那一案的原文，本篇沒有收。
以後怎麼用
- 讀清代史料時，「沒有記載」要當成一種處置來讀，不是「沒發生」。 但這一條有前提：得先問那件事當時是不是眾所周知、書寫者有沒有利害關係。兩問俱是才算刻意（判準見 一手史料的沉默）。
- 禁書目錄是一份反向索引。 姚覲元《清代禁毀書目》這類文獻，列出的正是當時最有政治敏感度的文本清單——要找一個朝廷在意什麼，看它禁什麼比看它寫什麼快。
- 讀到朝廷褒揚前朝忠臣，先問它在收編什麼。 表彰未必是寬容，也可能是把對方的價值標準接收過來。判準：那套被表彰的標準，表彰之後歸誰解釋。
- 查一件事的處置，不要只查一份文本。 本篇最主要的觀察（官史不記、私記禁毀、守將褒揚）要三頁同時在手才看得出來——單讀《清史稿》的空白，只會得到一個孤立的沉默。
- 與 明代的正統性焦慮 合看，兩篇問的是同一件事的兩型：那篇的裂縫在繼承、出口是改過去；本篇的裂縫在族群、出口是管當下。判別哪一型，先問那條裂縫是「已經發生完的」還是「每天重新發生的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