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自陳的取材標準

讀法：金色底線可以點，連到站內別頁；灰色細線是人名、事件、制度、著作的名字，這裡沒有頁可以點。

命題

《嘉定屠城紀略》的作者朱子素在書的末尾說：「余目擊冤酷，不忍無記。事非灼見，不敢增飾一語；間涉風聞，亦必尋訪〔耆〕舊，眾口相符，然後筆之於簡。」（我親眼看見這場冤酷，不忍心不記下來。不是親眼看到的，一個字都不敢添；涉及傳聞的，一定去訪問故老，眾人說法相符，然後才寫下來。）而《揚州十日記》的作者王秀楚在城裡躲了十天，他也在書的末尾寫了一句：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。」

兩本書常被並稱，而分辨它們的那條線，是兩位作者各自畫的。

由此可以提出一個論斷：史料作者寫在序、凡例或正文收束處的取材自陳，是判定該書史料層級最直接的依據——它比後人從作者身分反推更可靠，因為那是作者自己認的帳，不是讀者替他推測的。

這種自陳有兩個方向：說自己嚴謹的可以據以提高，說自己沒查核的必須據以壓低。而它的用法不止於定級——一句宣告出來的體例，可以把一段沉默變成證據；一句交代出來的史源，可以把兩份看似獨立的記載併回一份。

這個命題可以被反駁：若能舉出一部自陳嚴謹、內容卻系統性不符的書，自陳就降為修辭，不能當判準。對抗性的檢驗找到了一部——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余嘉錫證明它的援據多屬轉引而未覆檢原書。命題沒有倒，但加了一道限定：自陳的證據力隨「認帳的人可不可指認、承不承擔代價」而分級，集體具名而無代價的官修宣告屬低階。而取得卷首原文後，這道限定要再問一句——不只問這句話是誰寫的，還要問他認不認這條規矩是他定的：《四庫》的〈凡例〉出自館臣，而館臣自己說「其體例悉承聖斷」。詳見〈反例與邊界〉。

例證

五則依那句自陳講的是什麼分型：〈劃界〉講材料怎麼來、〈自貶〉講自己沒查、〈自陳目的〉講為什麼編、〈據體例反推〉講校勘怎麼做、〈拆自己台〉講材料抄自哪裡。前三則是定級，後兩則是把自陳當工具用。

劃界型：揚州十日記 × 嘉定三屠

同樣寫明清易代的屠城，一本出於親歷、一本出於採訪，而這件事是兩位作者自己交代的（揚州十日記 × 嘉定三屠，皆一手史料）。

王秀楚是揚州城裡的平民，屠城時匿身棺下、草間、井中、樑後而倖存。他在正文收束處立了限度：「其間皆身所親歷，目所親睹，故漫記之如此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」（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、親眼看見的，所以隨手記成這樣，遠處聽來的傳聞就不寫了）。他把風聞排除在外。

朱子素同樣在場，而他把界劃在另一個位置。《嘉定屠城紀略》篇末自陳其法：「余目擊冤酷，不忍無記。事非灼見，不敢增飾一語；間涉風聞，亦必尋訪〔耆〕舊，眾口相符，然後筆之於簡。」他把風聞納入，但附了一道查證程序。

兩人劃的位置不同，可是都劃了，而且都寫在同一個地方——正文收束處。兩人也都在場：差別不在誰親歷、誰採訪，在於親歷之外的那一塊各自怎麼處理——王秀楚一概不收，朱子素收，但要眾口相符才落筆。

自陳劃在哪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由作者劃、寫在書裡；讀者的工作是找到那句話，不是替他推測。 → 王秀楚寫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」把風聞排除，朱子素寫「間涉風聞，亦必尋訪〔耆〕舊，眾口相符」把風聞納入但附查證程序——兩人同樣在場，分歧在親歷之外那一塊收不收。 這說明：要判斷這兩本書哪一本靠得住，不必先去查誰在不在現場；他們各自在書的末尾寫了一句話，說明什麼收、什麼不收。

自貶型：方孝孺

「誅十族」這條層累鏈的起點，作者親手標低了它的分量（方孝孺，一手史料）。

目前可追到最早記載「十族」的是祝允明《野記》卷二（自序署辛未，當為 1511，去事發已百餘年）。而同一本書的卷一自序寫著：「余於是無所簡校焉」（我在這裡沒有做任何查核）、「大略意不欲侵於史焉爾」（大體上無意侵犯史書的領域）。

這兩句話把該書擋在史書之外，是作者自己擋的。 後人照收不誤：一百五十年後谷應泰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十八把那句狠話換到方孝孺口中，並添出「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」，坊間流傳的 873 即出於此（本頁不論這一步，該機制見 層累造成的細節〈換口型〉）。

作者自陳能把一本書墊高，也能把它壓低，而壓低的那一種通常沒有人去讀。 → 祝允明在《野記》卷一自序寫「余於是無所簡校焉」「大略意不欲侵於史焉爾」，而該書卷二正是「誅十族」目前可追到的最早一環。 這說明：後人引「誅十族」引了幾百年，那本書的作者在第一卷開頭就說過自己沒查證、也不打算算是史書——降級的話就寫在那裡，只是引的人沒翻到第一卷。

自陳目的型：貞觀政要、永樂大典

有一種自陳講的不是「怎麼採」，是「為什麼編」——而它同樣定住了那部書的性質（貞觀政要、永樂大典，皆一手史料）。

吳兢編《貞觀政要》，原序自陳「綴集所聞……詞兼質文，義在懲勸」（把聽來的編在一起，文辭兼顧質樸與文采，用意在勸善懲惡），要給「有國有家者」取為鑒戒。它輯的是李世民君臣論政的原話，可是收哪些、不收哪些，是照「拿來勸人」挑的。 該頁據此判定：這不是一部中立的史錄，而是一部有勸誡目的的治道範本。

朱棣的〈御製永樂大典序〉自陳纂修之旨在「齊政治而同風俗」（統一治道與風俗），使覽者得以溯「源徂流」。永樂大典頁據此寫下：這首先是統治的工程，其次才是文獻的工程。

編纂目的是作者自己說的，而一部為了勸誡或為了統治而編的書，不會因為它輯的是原話就變成中立的。 → 吳兢《貞觀政要》原序寫「義在懲勸」，朱棣〈御製永樂大典序〉寫「齊政治而同風俗」。 這說明：這兩本書的材料本身可能一字不假，但挑選的標準不是「哪些是真的」，是「哪些有用」——而挑選的標準就寫在序裡。

據體例反推型（編者自陳）：王振

本站有一次關鍵定案，整個成立在一句凡例上——而那句凡例是點校者寫的，不是何喬遠寫的（王振，一手史料）。

「護衛將軍樊忠椎殺王振」一句的最早出處是何喬遠《名山藏》〈宦者雜記·王振〉。以福建人民出版社點校本定案時，版面上看得見的是三處關鍵字（無「或云」、作「瓜捶」、作「護衛將軍」）逐字坐實；而最有力的一項在版面上看不見——這幾句沒有校記編號。

該書點校本的〈點校凡例〉明定「凡校勘之處，均予出校，以〔一〕、〔二〕、〔三〕等標示，書于句末」，同卷他處有校記（如「詭稱三千。〔一〕」），獨此數句無標記。同一份凡例也寫了它什麼時候不出聲：別本只在底本「錯簡漫漶處」才拿來參校，「明顯之版刻錯誤……皆徑改而不出校記」。所以這幾句沒有校記，意思是崇禎十三年刊本這樣寫、點校者沒有動它。

體例宣告了它什麼時候出聲、什麼時候不出聲；它的沉默，只在它說會出聲的範圍裡有意義。而宣告的人是編者時，它擔保的是版本，不是史料。 → 《名山藏》點校本〈點校凡例〉第二條明定「凡校勘之處，均予出校」，樊忠那幾句同卷他處有校記、獨此數句無標記；同一份凡例又寫明別本只在底本錯簡漫漶處參校，明顯刻誤「徑改而不出校記」。 這說明：那幾個字沒有校記，意思是崇禎十三年刊本這幾句清楚可讀、點校者沒有改動。它擔保的是「底本這樣寫」，不是「各本一致」，更不是「何喬遠可靠」。 而要讀出這一層，得把凡例讀完，不能只讀說自己會出聲的那一句。

拆自己台型：袁彬

自陳不一定是背書——《否泰錄》交代出處的那一句，反而拆掉了一次看起來很漂亮的交叉驗證（袁彬，一手史料）。

《明史·袁彬傳》記北狩時「夜則與帝同寢，天寒甚，恒以脅溫帝足」（夜裡與皇帝同睡，天冷得厲害，就常用自己的肋側替皇帝暖腳）；劉定之《否泰錄》記「起臥長不離御帳，夜甚寒，則以身為太上溫足」。文字不同而事情相同，讀起來正像兩份獨立的記載互相印證。

可是《否泰錄》第 40 條自己說了，它的史源包括「錢溥所撰袁彬傳」，而《明史》本傳極可能也出自錢溥那篇。若真如此，兩份記載只是同一個來源的兩次轉述。這件事本身極可能是真的，但它為真的理由不是「兩部書都這麼說」（該則在文本獨立性一面的論述，見 一手史料的沉默〈虛假獨立〉）。

交代史源的那句話，可能正好證明它與另一部書不是兩份證據。 → 《否泰錄》第 40 條自陳其史源包括「錢溥所撰袁彬傳」，而《明史·袁彬傳》極可能同出一源。 這說明：如果劉定之沒有寫明材料是從哪裡來的，這兩條記載到今天還會被當成兩個人各自看到的事。作者交代出處，有時交代出來的是壞消息。

反例與邊界

真反例：四庫全書總目

命題說自陳嚴謹可以據以提高層級。而有一部書，宣告與實作差得最遠，它偏偏還是清代官修的目錄學權威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× 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；真反例）。

余嘉錫〈四庫提要辨證序〉逐字：

故觀其援據紛綸，似極賅博，及按其出處，則經部多取之《經義考》，史子集三部多取之《通考·經籍考》，卽晁、陳書目，亦未嘗覆檢原書。

（看它引證繁密，好像極其淵博，可是查它的出處，經部多半取自《經義考》，史子集三部多半取自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，連晁公武、陳振孫的書目，也不曾回頭核對原書。）

這不是點狀的疏失，是整批的——「經部」「史子集三部」講的是全書四部，而「未嘗覆檢原書」否掉的正是目錄學最核心的那道工序。且余嘉錫一邊拆一邊推崇（同序稱其「持比向歆，殆無多讓」——拿它跟劉向、劉歆相比，也差不了多少；「自《別錄》以來纔有此書，非過論也」——說自劉向《別錄》以後才出現這樣一部書，不算過譽），拆它的人沒有誇大的動機。

而宣告那一半，取得原文後才對得準。 館臣自陳寫在〈凡例〉，二十條裡有三條可用，其中兩條正對著余嘉錫否掉的那道工序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首〈凡例〉，維基文庫版；見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首）：

六、古來諸家著錄，往往循名失實，配隸乖宜。……今並考校原書，詳為厘定。……凡斯之流，不可殫述，並一一考核，務使不失其真。

（歷來各家的書目，常常只看書名就歸錯類、配錯部。現在我們一併核校原書，詳細重新釐定。……這類情形說不完，一律逐一考核，務求不失其真相。）

二十、是書主于考訂異同，別白得失……蓋不可不辨者，不敢因襲舊文，無可覆議者，亦不敢橫生別解。

（這部書以考訂各說的異同、分辨得失為主。……凡是不能不辨的地方，不敢沿襲舊有的說法；已無可再議的地方，也不敢另生別解。）

九、今于所列諸書，各撰為提要……每書先列作者之爵裡以論世知人，次考本書之得失，權眾說之異同，以及文字增刪，篇帙分合，皆詳為訂辨，巨細不遺。

（現在為所收各書分別撰寫提要……每一部書都先列出作者的官職與籍貫，以便由時代與生平來理解他；其次考訂這部書本身的長短，權衡各家說法的分歧；以及文字的增刪、篇卷的分合，都詳加辨正，大小不遺。）

要打得準，用第六條，不用第九條。 第九條講的是提要怎麼編排（先寫作者、再考得失），那是版面次序；第六條與第二十條講的才是「我們有沒有回去翻原書」——而余嘉錫證明的正是他們沒翻。一邊寫著「今並考校原書」「不敢因襲舊文」，一邊被查出經部轉抄《經義考》、史子集轉抄《經籍考》，連晁陳書目都沒覆檢。宣告與實作的距離，量在同一道工序上才算數。

命題因此加一道限定，而不是倒掉。 分界線不畫在官修／私修——那只是代理指標——畫在認帳的人可不可指認、承不承擔代價：

劉知幾《史通·曲筆》早把代價那一欄講完了：「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，不聞以曲詞獲罪」（自古以來只聽過因為據實直書而被殺的，沒聽過因為曲筆諂媚而獲罪的）——一句沒有代價的宣告，權重先天就低。

自陳要不要採信，先問一句：他說錯了，誰倒楣？ → 王秀楚《揚州十日記》署的是一個具名的個人，寫錯了同鄉故老讀得到；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〈凡例〉署的是館臣集體，而第一條與第九條又把體例歸給皇帝——「宏綱巨目，悉稟天裁」「其體例悉承聖斷」。劉知幾《史通·曲筆》早把這一欄講完了：「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，不聞以曲詞獲罪」。 這說明：分界線不在官修還是私修，那只是代理指標。要看的是說這句話的人有沒有押上自己的名字，以及押上之後說錯了會不會有事。

這一則用的證據類型也值得記：它是本站第一則靠「近代學術考證專著」（余嘉錫，1937 起撰）而非史料原文立論的證據，平台為維基文庫。此前拿來檢驗這條命題的例子，只涉及漢代正史與明代筆記兩條路。

自陳定的是層級，不是真假

命題管的是材料怎麼來的，不管材料對不對（揚州十日記，一手史料；界內對照）。

王秀楚自陳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」，可是同一本書裡有一個他不可能親眼看見的數字：「查焚尸簿載數，其八十萬餘，其落井投河、閉門焚縊者不與焉，被擄者不與焉。」該數字已為學界所修正。

但他沒有食言。那句話明白寫著是「查焚尸簿載數」——轉引焚屍記錄之數，非作者親自統計；他還註明了不含落井投河、閉門焚縊、被擄三類。他從未宣稱那是自己數的。

這跟本站區分「依據什麼」與「查證了沒有」是同一件事：依據原始文本，不表示該文本可信。

自陳保證的是材料怎麼來的，不保證材料是對的。 → 王秀楚寫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」，同一本書卻記「查焚尸簿載數，其八十萬餘」——而他明白標為轉引，並列出三類不計入者。 這說明：書裡的數字可以是錯的，而作者交代材料來源的那句話仍然是誠實的。要拿自陳去駁一本書，得先確認它自陳的到底是什麼。

界外：正史贊語的自陳歸另一篇

同一句自陳可以回答兩個問題，而本站把它記在回答另一個問題的那一篇（劉基、朱允炆，皆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）。

《明史·劉基傳》贊語直斥託名的讖緯術數「其語近誕……故不錄」；《明史》卷四贊語自承建文朝記載「以紀載為嫌，草野傳疑，不無訛謬」。兩處形態上就是自陳取捨與自陳地基，可是本站已把它們收在 正史的自我拆穿（該篇〈以後怎麼用〉即以「讀正史先讀贊語」立論）。

差別在問的問題不同：〈自我拆穿〉問「這部書有沒有在這一件事上否認自己」，產物是對某個具體斷言的證據；本篇問「這部書整體該定在哪一層」，產物是層級判定。而正史不需要定級——它已經是定讞的那一方。

一件事在兩篇各記一次，看起來是兩個支撐點，其實是一個。 → 《明史·劉基傳》贊語「其語近誕……故不錄」既是史臣自陳取捨，也是官修正史否認民間附會的一筆證據，本站記在 正史的自我拆穿〈拒錄型〉。 這說明：本篇不重複收這兩則，不是因為它們不符合命題，是因為同一件事被算兩次會讓命題看起來比實際上更有根據。

界外：讀者歸納出來的體例不算自陳

同樣拿體例推論，來源不同就不是同一件事（王振，一手史料；界外對照）。

一手史料的沉默〈體例不收〉 指出：《明史》不記皇太子朱見濟的生年，答案在體例——該書根本不設「生年」這一項，連皇帝都不記，朱見深本紀只寫崩年與「年四十有一」，生年是後人由享年回推的。

那個體例沒有人宣告過，是把幾本紀排在一起才看出來的。本篇的〈據體例反推型〉則相反：《名山藏》點校凡例是白紙黑字寫在書前的一句話。

歸納出來的體例要自己數，宣告出來的體例是作者自己認的帳。 → 《明史》不設「生年」一項是把朱見深、朱厚照、朱高熾 幾本紀排在一起才看出來的；《名山藏》點校凡例「凡校勘之處均予出校」是直接寫在書前的。 這說明：兩種都能拿來推論，可靠度卻不同。歸納出來的可能數漏一個例外；宣告出來的不會漏，因為例外也寫在書上，但前提是把整份凡例讀完。《名山藏》點校凡例說自己會出校的是第二條，說哪些不出校的是第三條，本站曾經只讀了前一條，所以誤以為宣告出來的沒有這個問題。本篇只論後者。

剩下沒測的那一面：西方史學

這一則的結論是「測過了，而剩下的缺口換了位置」。

測之前的情形是：本篇五則例證的自陳都經得起對照，可是這可能只表示還沒撞到說謊的那一本，而本站沒有這樣的樣本，也就無從測它。後來測了：四個角度（反例、證據力分級、該說而沒說、射程）各派一個獨立的檢驗，抽驗兩則通過。結果是找到了——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見上方〈真反例〉。命題沒倒，加了一道分級的限定。

這個樣本其實早就在例證裡：先前寫的「本站目前一個這樣的樣本都沒有」並不成立。第三則例證《貞觀政要》序自陳「參詳舊史」，而同一篇四庫提要逐條指出它與舊史牴牾四處（威鳳賦賜誰、張蘊古被誅之由、皇甫德參所賜、宗室降封出於誰奏），並斷「史稱兢敘事簡核號良史，而晚節稍疎牾……不能盡免滲漏」（史書稱吳兢敘事簡要精核、號稱良史，可是晚年略有疏失牴牾，終究免不了有漏洞）。強度要誠實估：提要說的是「俱小有異同」（都只是小處有出入），四例點狀而非系統性，不足以把自陳降為修辭——但它確實是個樣本。要找的樣本，就躺在本篇自己的例證區。

剩下的缺口換了位置，而且它一直都在：本篇連同新增的《四庫》在內，全部樣本仍出中華文化圈。西方史學的同型自陳（修昔底德〈序〉自陳演說詞的處理法、蘭克「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」），本站沒有任何筆記，故「這條命題是漢語史學的地方性規律，還是史料學的通則」目前答不出來。

測完之後缺口沒有消失，是換了一面：從「有沒有說謊的書」換成「這條規律出不出得了中文」。 → 已測：清代官修目錄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找到真反例）、明清私家筆記與方志（五則例證，全部對得上）。未測：西方史學，本站零筆記。 這說明：一條命題被測過一次不等於被測完，因為測它的材料全部來自同一個文化圈——而那正好是它可能只在該圈成立的地方。

以後怎麼用

• 評估一部書可不可靠，先翻三個地方：序、凡例、正文收束處。作者的自陳是最直接的一條，而且不必等到讀完全書。
• 兩個方向都要讀。 作者說自己嚴謹，據以提高；作者說自己沒查核，就照他說的壓低——方孝孺 那一則的教訓是，降級的話往往寫在沒人翻的卷一自序裡。
• 引一部書之前先問「它自己說它是什麼」。 輯錄、勸誡之書、私家筆記與實錄不是同一層，而這件事多半在序裡就答了。
• 兩部書記同一件事而看起來互相印證時，先翻它們有沒有自陳史源。 獨立性看證據鏈分不分歧，不看結論相不相同。
• 據體例反推沉默時，先確認那個體例是書上寫的還是自己歸納的。 前者要把整份凡例讀完再用，因為例外常寫在下一條（《名山藏》點校凡例第二條說出校，第三條就說明顯刻誤不出校）；後者要先確認沒有例外。
• 自陳定的是層級，不是真假。 讀到一句漂亮的自陳，可以拿它判斷這部書的依據有多硬，不能就說書裡的每句話都對。
• ⭐ 一道機械可執行的判別式：把那句自陳丟進全文檢索，高頻＝體例，孤例＝可能是實話。（本篇唯一可重複執行的一條。） 實測維基文庫：「據事直書」708 筆，密集出現於凡例／序／進表，跨唐明清、跨越南《大南寔錄》與日本《大日本史》、跨正史方志經解——那是一句人人都寫的套話；「不敢增飾」5 筆（其中 2 筆即嘉定二書自身）；「無所簡校」1 筆（即祝允明《野記》）。 數據站在本站這邊：本篇實際據以立論的兩句都近乎孤例，而《四庫》那一類套話的高頻正是它被降級的理由。 用法：見到一句漂亮的自陳，先數它在別的書裡出現幾次，再決定要不要拿它定級。
• 先問認帳的人是誰，再問他認了什麼，最後問他認不認這條規矩是他定的。 個人具名、承擔代價的自陳可以直接用；集體具名（官修凡例、進表）的要先降一級，因為沒有可指認的人為它負責。第三問是後來加的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〈凡例〉明明出自館臣之手，而館臣寫著「其體例悉承聖斷」——把規矩的作者身分讓出去的人，也一併讓掉了說錯話的代價，這比「集體具名」還要低一格。見〈真反例：四庫全書總目〉。編者的凡例又是另一回事：它擔保的是版本，不是史料，見〈據體例反推型（編者自陳）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