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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題
仁宗朱高熾、宣宗朱瞻基父子兩朝（洪熙到宣德，約 1425–1435）合起來只有十年，卻被史家追認為明代繼永樂之後的治世典範。 這個「治」的內容有三項：國策由永樂的外向開拓轉為內向守成（仁宗罷下西洋，宣德五年又遣鄭和出使一次；兩朝都停各項採辦，也就是不再派宦官與官員到各地買或徵收宮廷、官府要用的東西）、與民休息（寬刑省獄、輕徭薄賦、賑濟災荒）、任用三楊而內閣輔政體制成熟。名聲之盛，後世還把它上比周的成王康王、漢的文帝景帝。
這個評價可以被反駁的關鍵，在於它很大程度是「反永樂之勞的休整」，不是獨立的開創。永樂朝窮兵黷武（五征漠北）、大興土木（下西洋、營建北京、修《永樂大典》），把民力耗得疲敝，仁宣的「與民休息」正是它的反動——父祖在前面透支，仁宣在後面收束，治世於是顯現。若能證明仁宣兩朝另有永樂式的大興作，或者他們的休養與永樂之弊無關、屬於獨立擘畫，這個命題就動搖了。
例證
（俱出 朱高熾、朱瞻基 兩頁，據《明史》卷八、卷九一手坐實）
國策由開拓轉守成
國策由開拓轉為守成。 仁宗即位就下詔「罷西洋寶船」（鄭和下西洋因此中斷；宣德五年宣宗又派他第七次出使，1433 年返航後便不再有）、停止雲南與交阯的採辦；宣宗即位幾天後「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，罷所市物」（催在外採辦的宦官回來，停掉所買的東西），後來又罷湖廣採木、罷中官入番市馬。
交阯是另一回事。宣德二年四月王通先擅自答應黎利講和，九月柳升在倒馬坡遇伏戰死、大軍潰散，十月王通「棄交阯，與黎利盟」（王通放棄交阯，與黎利講和）。十一月宣宗下詔追認：先承太宗當年「除殘繼絕」的話，同意立陳氏之後，又說「興滅繼絕上承祖宗之心，偃兵息民」，召回官軍。三年閏四月，王通等人以「違命擅與賊和棄城」論罪，下獄論死。所以退出交阯是宣宗下詔決定的，理由是承接太宗，沒有說要糾正永樂；被追究的是王通擅自行動。所以放棄交阯不能算成仁宣收縮國策的一環：它起於戰敗與論罪，再由宣宗下詔追認。
仁宗停掉永樂的遠航，兩朝都停採辦，是這個治世最明確的行動，方向與永樂的外向擴張相反。 → 仁宗一即位就下詔「罷西洋寶船」，鄭和的船隊停了；宣宗即位幾天後召回在外採辦的宦官，停掉所買的東西。 這說明：仁宣最明確的作為，是把父祖伸出去的手一隻一隻收回來。這是不是他們自己宣告的方向，要看詔本身：仁宗即位詔先稱「我先皇帝治化高於百王」才停寶船與採辦，宣宗詔又說照仁宗詔旨辦，兩人都沒有說自己在糾正永樂（見 休整型治世）。
與民休息
與民休息。 仁宗寬刑省獄、輕徭薄賦、賑濟災荒，赦免建文諸臣的家屬「悉宥為民，還其田土」（全部赦為平民，把田地還給他們）；宣宗一朝，本紀許以「民氣漸舒，蒸然有治平之象」（民間的氣象漸漸舒緩，隱然有太平的樣子）。
體恤百姓與減省刑罰，是傳統「治世」評價的核心指標。 → 仁宗把建文舊臣的家屬「悉宥為民，還其田土」；宣宗一朝本紀說「民氣漸舒，蒸然有治平之象」。 這說明：史書判定一個朝代算不算治世，看的不是打了幾場勝仗，是老百姓的日子鬆不鬆。
三楊輔政：內閣成熟
三楊輔政，內閣體制成熟。 「三楊」（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）在仁宗即位前就已在朝：楊士奇、楊榮在成祖即位那年進文淵閣，仁宗以他們是東宮舊臣，升為大學士；宣宗朝本紀明記「楊溥入直文淵閣」。內閣參預機務的輔政格局在仁宣之際定型，三楊此後一直留在內閣，到英宗正統年間才相繼去世。
這是仁宣之治留給明代最具制度性的遺產。 → 楊士奇、楊榮在成祖即位那年就入閣，仁宗把這兩位東宮舊臣升為大學士；宣宗朝本紀明記「楊溥入直文淵閣」。三楊一直留在內閣，到英宗正統年間。 這說明：仁宣真正留下來的不是那十年的好日子，是一套在他們死後還能繼續運作的辦事機制。
速平內亂：漢王之亂
很快平定內亂，帝位得以穩固。 宣宗即位就平定了叔父漢王朱高煦之亂（宣德元年，親征，高煦出降）。同樣是「以叔父圖姪子」，成祖成功了而高煦失敗了。
內亂快速平定，守成之政才展布得開。 → 宣宗即位頭一年就親征平定叔父漢王朱高煦，高煦出降。 這說明：同樣是叔父打姪子，朱棣成功了、朱高煦失敗了，差別在朝廷這次反應夠快——內戰要是拖久了，後面的休養生息就無從談起。
反例與邊界
治世是相對性的休整
「治世」是相對的休整，不是絕對的開創。
仁宣的光彩來自「反永樂之勞」；若沒有永樂的透支，他們的「與民休息」就沒有對照，也就顯不出來。它屬於守成休養這一路，與 弘治中興 同型，不是開拓型。
把它與洪武開國、永樂開拓並稱「盛世」，是拔高了。 → 仁宣的光彩來自「反永樂之勞」；沒有永樂那十幾年的透支，他們的「與民休息」就沒有對照。 這說明：評價一個朝代不能只看它自己那幾年，要看它前面那個朝代做了什麼——有些好名聲是被前任襯出來的。
短促十年即伏危機
短短十年，盛世裡就埋著危機。
仁宗在位只有十個月、宣宗只有十年；宣宗死的時候太子朱祁鎮才九歲，十四年後就發生土木堡之變。
而仁宣定型的內閣輔政，同一時期還並行著另一件事：宣德年間設內書堂教宦官讀書。內閣與宦官的雙軌伏筆也是從這裡開始的（後世常把王振之禍上溯到此，不過那不是本紀所載）。
一個治世的成果若經不起一次主少國疑就傾覆，它的制度深度就可疑。 → 仁宗在位只有十個月、宣宗十年；宣宗死時太子朱祁鎮才九歲，十四年後就出了土木堡之變。 這說明：治世不能只問「那幾年過得好不好」，要問「換一個平庸的皇帝上來，這套東西還撐不撐得住」。
評價的層累：盛名後世疊加
評價本身也有層累：這份盛名有一部分是後世疊加上去的。
「明有仁、宣，猶周之成、康，漢之文、景」流傳極廣，常被當成《明史》的定評，可是它並不是本紀原文。三朝本紀各有各的說法：仁宗是「豈不與文、景比隆哉」（豈不是與漢文帝景帝一樣興盛嗎，卷八）、宣宗是「民氣漸舒，蒸然有治平之象」（卷九）、孝宗是「可稱者仁宗、宣宗、孝宗而已」（卷十五）。
那個上比成康文景的最高格位，是這些分散的贊語被後人併攏、升格的結果（機理參 層累造成的細節）。
連「這是一個治世」這件事，都可能是層累出來的。 → 「明有仁、宣，猶周之成、康，漢之文、景」流傳極廣、常被當成《明史》定評——但那句話不是本紀原文，三朝本紀各說各的。 這說明：後人給的最高評價，有時是把幾句分散的稱讚併攏再升一級的結果；讀到一句朗朗上口的定評，先查它出自哪裡。
歷史定位
- 仁宣是守成型的原型。 洪武（驅逐蒙元、開國）、永樂（下西洋、五征漠北）是開拓型；仁宣與 弘治中興 是守成型，以與民休息、吏治清明、廓清前朝之弊聞名。仁宣立下這一型的範式，而孝宗本紀贊先寫「仁、宣之際，國勢初張，綱紀修立，淳樸未漓」，再說明代「可稱者仁宗、宣宗、孝宗而已」，把孝宗排在仁宣之後——弘治與仁宣被贊語排進同一排，兩者同型互證。（「仁、宣之治於斯復見」這一句不在孝宗贊，在憲宗本紀贊，與 朱見深 頁的記載相符。）不過跨朝代的 貞觀之治 顯示這兩型可以合在一個人身上（太宗一朝兼有開拓與守成），所以「開拓／守成」是可以分開看的兩個面，不是互斥的兩類（詳 貞觀之治）。
- 上比周成康、漢文景，是守成之君的最高榮譽格位。 史家把仁宣放進更古老的休養生息傳統（成康之治、文景之治）裡衡量，那是給守成之君的最高評價座標。仁宗本紀「與文、景比隆」已經開了頭，後世於是把仁宣並稱、上比成康文景。
- 與另兩篇的分工。 本篇論「守成型治世如何被評價與追認」，弘治中興 是它在明代中葉的再現，明代的正統性焦慮 則論「得位有瑕的人如何改史」。三篇都涉及正史評價的不中立，但本篇的風險在褒揚的方向（後世對守成賢君的層累拔高），不在掩蓋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