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惟庸

胡惟庸是定遠（今安徽定遠）人，生年不詳，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正月被處死。

他在元末歸附朱元璋，在和州。後來歷任寧國主簿、知縣、吉安通判、湖廣僉事。吳元年（1367）他進入中書省。楊憲被處死以後，朱元璋認為他有才，寵信一天比一天深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他當上右丞相，後來升左丞相，「獨相數歲」，獨自當了好幾年丞相。

朱元璋開國時，最重要的文臣是李善長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朱元璋大封功臣，李善長授太師、中書左丞相，封韓國公，位列六公之首。終明一代，只有李善長、汪廣洋、胡惟庸三個人當過丞相，「惟庸敗後，丞相之官遂廢不設」，胡惟庸出事以後，丞相這個官就廢掉不再設置。

胡惟庸當丞相期間，專權跋扈。史書說他「生殺黜陟，或不奏徑行」，殺人、罷免、提升官員，有時不上奏就自己決定。內外各衙門的上書，都要先給他看，對自己不利的，就壓下來不上報。四方急著求官的人，和失去職位的功臣，爭著上他的門，送的金帛名馬，數不清。大將軍徐達很厭惡他的奸，告訴了朱元璋，胡惟庸就收買徐達家的守門人，想害徐達，被守門人告發。

劉基是朱元璋開國時最重要的謀士。朱元璋曾經一個一個問他：楊憲、汪廣洋、胡惟庸，誰可以當丞相？劉基說，都不可以。他說胡惟庸「譬之駕，懼其僨轅也」，意思是好比拉車的牲口，怕它把車轅弄翻。後來楊憲、汪廣洋、胡惟庸果然都出事。

洪武八年（1375）正月，劉基病了，當時胡惟庸是丞相，派醫生來診治。劉基喝了他派來的醫生開的藥，「有物積腹中如拳石」，肚子裡有東西積成拳頭大的石塊。朱元璋親自寫文章，派人護送他回家，到家病重，他過了一個月就去世，六十五歲。後來中丞塗節告發胡惟庸謀反，「並謂其毒基致死云」，並且說他毒死了劉基。

這件事，史書的語氣不一樣。《明史·姦臣傳》寫胡惟庸，直接寫「遂以毒中之」，意思是於是用毒藥害了他。但《劉基傳》寫同一件事，只說胡惟庸派醫生去看，說劉基喝了藥，「並謂其毒基致死云」，用一個「云」字存疑。頁上說，毒殺的說法出自事後的指控，正史用「云」字記，朱元璋當時也沒有用毒劉基這條罪定胡惟庸。頁上特別指出：定人罪的〈姦臣傳〉語氣反而實，傳主自己的本傳反而審慎。

《明史》記載的結黨與謀反情節，有這些。

• 結親：他和太師李善長聯姻，把兄長的女兒嫁給李善長的侄子。
• 收集兵馬：他暗中勸誘陸仲亨、費聚二侯收集軍馬，和陳寧一起清點天下軍馬的名冊。
• 通倭、通元：他派明州衛指揮林賢出海招倭寇，又派元朝的舊臣封績送信給元朝的繼承人，稱臣，請他們做外應。

洪武十二年（1379），占城入貢，而中書省沒有向皇帝報告。事情被發現，胡惟庸害怕，就和陳寧、涂節等人商量起事。

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正月，御史中丞涂節上書告發胡惟庸謀反，中書省吏商暠也告發他的陰事。皇帝交給廷臣重新審訊，供詞牽連御史大夫陳寧、涂節。廷臣說涂節「本預謀，見事不成始上變告，不可不誅」，意思是他本來參與謀劃，看事情不成才上書告變，不可以不殺。於是處死胡惟庸、陳寧，也牽連涂節。胡惟庸沒有諡號，他的黨羽和家族，被株連多年。

胡惟庸死後，朱元璋罷掉中書省，廢除丞相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。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這件事被定成祖制：「嗣君不許復立丞相，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」，意思是後世皇帝不許再立丞相，臣下敢請求的處以重刑。頁上說，沿襲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永遠廢除，皇帝一個人兼管政務的總領，這是胡惟庸案最深遠的制度後果。

廢丞相頁還補了一個提醒：胡惟庸謀反是導火線，不是根本原因。罷相緊接在誅胡惟庸之後，容易被讀成因為他謀反才廢相。但《明史·職官志》記，洪武九年（1376）就已經先裁掉中書省的平章政事、參知政事，可見朱元璋削弱相權的心意很早就有，不是一時起意。胡案提供的，是時機和口實。

廢丞相頁又說，廢相和剪除功臣，其實是同一個集權工程的兩面：除掉制度，也除掉人。推

推這是廢丞相頁自己的歸納，不是史料直接寫的。

胡惟庸死後，他的反狀「猶未盡露」，還沒有完全暴露。通倭（洪武十九年）、通元（洪武二十三年）這些罪狀，是後來陸續發出來的，牽連李善長、唐勝宗、費聚、趙庸等開國功臣，「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」，供詞牽連到的被處死的有三萬多人。朱元璋還寫了《昭示奸黨錄》，佈告天下。

李善長在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被處死，是胡惟庸被誅整整十年之後。朱元璋以「知逆謀不發、狐疑觀望懷兩端」的罪名，說他是大逆不道，連同妻、女、弟、侄七十多口一起處死，那年他七十七歲。李善長頁說，全案繫在他弟弟李存義父子獄中的「詞連」和奴僕的首告，沒有李善長本人謀逆的直接實據。他死後第二年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鳴冤，太祖竟然也不能治他的罪。

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，藍玉案又發。九月，朱元璋下詔：「自今胡黨、藍黨概赦不問」，從今以後胡惟庸的黨羽、藍玉的黨羽一概赦免不問。藍玉頁說，這是朱元璋親手把兩個案子並列。胡惟庸頁說，藍玉案是和胡惟庸案並列的「明初四大案」之二，開國功臣集團就一空了。

胡惟庸案的定讞，是《明史》寫的，但它未必是歷史的實情。傳中通倭、通元、結黨起兵這些事，多半在胡惟庸死後幾年才「發現」，通倭在洪武十九年，通元在二十三年。本傳自己也承認：「惟庸既死，其反狀猶未盡露」。頁上說，判詞和證據的時間次序矛盾，是正史自己留在紙上的。近代史家，比如吳晗的〈胡惟庸黨案考〉，多半認為這個案子，是朱元璋為了集權廢相、剪除功臣，一步步羅織擴大的，罪狀隨政治需要逐年增加。頁上的結論是：制度後果，也就是廢丞相，是確鑿的；謀反罪狀的真假，是史學上的公案。推

推這是胡惟庸頁自己的結論，並附近代史家的看法作旁證。

「通倭」這條後起的罪名，還被朱元璋親手寫進了家法。《皇明祖訓》〈祖訓首章〉的「不征諸夷」條，在日本國下面註：「雖朝實詐，暗通奸臣胡惟庸，謀為不軌，故絕之」，意思是它表面上來朝貢，實際上是詐，暗中勾結奸臣胡惟庸，謀劃不軌，所以和它斷絕往來。祖訓的定本成於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離胡惟庸之死已經十五年，離「通倭」罪名發出（洪武十九年）也已經九年。一個死後才「發現」的罪名，就這樣被寫進一部宣稱「一字不可改易」的祖制，還成為明初對日本絕交的官方理由。頁上說，罪名的真假是公案，但罪名怎麼被制度性地固定下來，這裡有一份出自定讞者本人的一手標本。